作为准经典小说的《漫长的告别》（第3/15页）

哈米特把海明威的命题向前推进了一步。如果省略心理描写可行的话，那么删去自我存在这一前提（尽管是暂时的）是否也是可行的？哈米特虽是位优秀的作家，可文字的取舍宛如一把锋利的刀，存在一定的危险性。这是哈米特作品最根本的魅力，同时也是他的一个缺陷。哈米特的文章有时会把我们带往超现实主义的又硬又冷的地方，有时则会把我们带去前卫的地方。但是，有时又把我们扔在枯燥乏味、令人难以忍受的境地。就像托马斯·品钦(4)一样。

雷蒙德·钱德勒的作品的类型和海明威的不一样，和哈米特的也不一样。钱德勒以海明威的“作为前提应该存在的事物”和哈米特的“没有也无所谓的事物”为自我的存在场所，提出了“假设”这个新概念。这的确是身为小说家的钱德勒的原创。钱德勒将自我设定为一个黑匣子。不能打开盖子的、坚固的、彻底符号化的匣子。自我的确存在。在那里发挥着完美的功能。但是，存在归存在，核心“不清楚”。而且那匣子尤其不要求能打开盖子。不要求能够确认其中的内容。它在那里——只要这一点成为共识就可以了。因此，行为不必被自我的性质和使用方法所束缚。或者也可以换种说法：不必一一证明行为被自我的性质和使用方法所束缚。这是钱德勒创立的故事风格的一个命题。

钱德勒为什么会采用这种手法呢？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将他想讲述的虚构故事打造成更自然、更绚丽、更有说服力的故事。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甚至不论在任何世界里，菲利普·马洛这个人物都不可能实际存在。钱德勒自己非常明白这一点。他是他创造的。小说中的私家侦探“不是实际存在的，也不可能实际存在。他是一个行动的人格化，一个可能性的夸张”。那自然是一种有意识的假设。如果在小说中不得不设定马洛是拥有更真实自我的更真实的人物（就像海明威笔下的尼克(5)），那么钱德勒的小说肯定不会获得今日这般自在的存在感。马洛秉持的美学和哲学，或者那种行为规范和雄辩，或许只会化作稀薄的大背景。小说本身也会成为不自然的、令人不舒服的滑稽之作（模仿钱德勒作品的作家写出来的东西往往就是那样的）。

但是，钱德勒通过打磨行为和行为之间的相关性，稳健地构造着读者心目中“作为假设的自我”。因为那是假设，没有明确的定型，不管理论怎样说都无所谓。对于自我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作者不必进行任何具体的说明。一种行为和另一种行为之间的相关性A诞生了。这另一种行为和第三种行为之间的相关性B诞生了。而A和B之间又诞生了复合相关性C……如此一来，在故事中，相关性主动地、等比地膨胀开来。那种膨胀提升了“作为假设的自我”的真实性。通过这个自我的无意识的（不论何时何地那都得是无意识的）流畅自然的假定作业，作者和读者略去说明，将这膨胀的、多彩的共鸣彻底自发地、感官地积累起来。

关于自己构想的故事的性质，钱德勒在笔记里这样写道：

如果你要写一个故事，说一个人早上起来时有三只胳膊，那么这故事就不得不讲述多了一只胳膊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不必对胳膊增加进行一番正当化处理。因为那已经是个前提了。

这也就意味着，胳膊增加一只，主人公采取的行为和那种行为引起的其他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已经（自发地）暗示了胳膊增加的理由。这就是钱德勒的想法。

他的这种处理方法究竟给所谓的本格小说（纯文学）世界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毫无疑问，是有影响的。允许我阐述一下个人意见，至少我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我把他递出的托盘放在眼前，不禁拍了下大腿，恍然大悟，“是啊，没错，原来还有这样的写作方式”。我想，如果采用那种写作方式，会不会也能在纯文学领域贯通某种回路。虽然不是哥伦布的鸡蛋，但的确是一种新发现。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要写类型小说——推理小说，现在也不写。推理小说，我过去就一直喜欢阅读，可对自己创作却没有兴趣。我想写的是别种类型的小说。但是钱德勒所引领的，对虚构世界整体来说，是真正独创的信息，是蕴含巨大意义的新事物，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如果允许略微夸大些的说法，那几乎等同于新世界的发现。那种新，要用语言准确地表达是很困难的。不过，身体隐约感受到陆地的接近，却不是那么难。这是因为，能够更敏锐地理解写作者无意识的生动流畅的，不用说，就是阅读者无意识的理解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