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第3/4页）

地位受到威胁时，人的反应是直觉、本能的。社会体制中的大人会尽力掩饰，初出家门、体验自由的青少年，则倾向于坦率表露，也未必辅佐以明确观念或意识形态。以我这种肤色、背景和语言经历，在中欧、东欧那块历史文化是非之地穿梭流窜，恐怕是无意中揭开了一张我不能也不该掀开的，专属“那些人”的身份底牌，所以领受了他们的无尽敌意。假如我的视野、趣味甚至外表形象更接近于，比如说2012年第一位中国诺奖获得者，也许小酷青和他们的长辈们会对我友善很多。因为在一个大伙默契的文化符号食物链上，给我的肤色和种族，就是特地留了一个那样的位置。于是我在柏林的经历，和关于“民族固有的美”那样一个悲伤的话题，就是有了暧昧、黯淡的联系。

2012年底，我回北京商讨此书出版事宜。在黑雾降临的前一个星期，我一时兴起，借“小三通”之便，邀朋友一道从厦门坐船去了金门岛，看了沙滩边展览的机枪、碉堡、大炮和坦克。因为是昔日战地，金门岛没被过多开发，四处郁郁葱葱、清风扑面。我坐在铺着青石板的小路边，旁边是一幢空空的寺庙和传统闽南式小楼，过了很久，很久，才有一个长发女孩骑着电动摩托徐徐驶过，留下灿烂的笑。

我在沙滩边上眺望对岸，绿色的海浪，林立的高楼，还有裹在那些楼群上空，一层薄薄的黄雾。家乡和童年，近在咫尺，却已无迹可寻。我心情格外复杂，想来想去，心里却只浮出“谢天谢地”四个字。到傍晚，又坐船返回那边。忽然，轰轰隆隆挤上来一大群人，一看那神情嘴脸，无法再说什么，只好扭头朝向窗外，望着渐渐黑下去的大海。

谈到国际政治，一般人愿意把英国美国算同一边。当然，在一些宏观议题上，似乎前者对后者亦步亦趋、俯首帖耳、摇摇摆摆如小哈巴狗一般。但我多次从纽约到伦敦，深刻感受两者之间的天壤之别，从气质、心态到日常生活。以美国的物质基础而论，要建立一种更接近北欧的社会主义式的平和生活，不致太过犯难。可他们偏就愿意这样过。你若建议向纽约犹太富人多征两块钱税，住在中西部农村的穷白人要和你拼命。他们的房子被银行没收，领着失业救济，却挥舞星条旗，要自豪，要爱国，要誓死捍卫犹太富人把小崽子们送去欧洲装逼晒酷的自由权利。

隔岸的厦门，算是我的家乡——故土，河山，人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问君更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对这个家乡，我心里不剩下多少眷恋。天地间，有一种东西，叫作人心。强硬伪装没有用的。从西方走回东方，我慢慢得出了一个不很乐观的结论：“衣食足而知荣辱”这说法，并不可信。一个庞大人群，即便拥有选择，亦不一定会去追求更优雅、宁馨的生活，有时候他们宁肯践踏美好，为了维护某种病态自尊。政治或其他大符号不能说明什么，当初十月革命、社会主义亦是一种美好理想，和那种“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脏兮兮、恶叨叨的东西，根本不是一回事儿。春去秋来，河东河西，三十年家国；高楼，汽车，垃圾，黑色的水，秃秃的山，粘粘的气；寡廉鲜耻，恃强欺弱，死皮赖脸铺天盖地。极度扭曲、不可持续的集体无意识与某种权力体制同构、固化。巨型列车轰轰隆隆，不可阻挡，驶向它该去的地方。而这些人居然每天嬉皮笑脸。哎，拜托，您的子孙不要喝这口水吗？去他奶奶的，他用眼神告诉你，老子不管！好的，不管就不管罢。不过，一点都不美啊，真的。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不如一拍两散吧。

对了，在金门岛上的最后两小时，我参观了“经国先生纪念馆”。馆外是青青松柏、长长沙路，以及来自远处、微弱的涛声，非常温馨、洁净。据说金门居民对经国先生有一份特别情感，所以修了这个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