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第2/4页）

不能否认，我对世界的看法和立场，有了一个彻底转变，从历史文化、国际政治，到身份认同，起因就是柏林的那些美国孩子。自从1983年我到美国之后，头一回遇到如此普遍、没来由、赤裸裸的排斥和敌意。一开始我真的蒙了。这究竟为何？美国不是这样的呀！

情况发生了颠倒。在八九十年代，我一直觉得美国人都挺友善，尤其是作为抽象群体，陌生人。但是具体到个人，尤其是一些让我心动的姑娘，总归会有些说不出来的障碍。我很想逾越这个障碍，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可笑的心理情结。而在2007年后的柏林，我不再惧怕单独交流，只要给我机会，一两分钟的目光对视，随便说点什么。而那份不友好的感觉并不来自具体个人，它在空气中漂浮，弥散为无声、无言的集体能量。每次走进美国酷孩子们聚集的餐厅酒吧，都会立时察觉到这个能量，比北京上空黑色的雾霾，要更浓厚刺眼。而我年长了20岁，见过一些世界，不再是当初那个腼腆、局促的大陆留学生，我能辨别不同的眼神和表情。

有时侯，简直想走上前去，拉着他们的手，直截了当问一声：孩子，我哪儿得罪了你们？为何这样看我？我猜想，他们会做出很诧异、很无辜的样子：什么？哪儿啊？您这位大叔，精神有问题吗？

2011年春天，中国到处唱红歌。祖籍德国的美国犹太政治家、中国政府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据说也去重庆参观，之后大表赞赏，直说新中国应该有文化身份，道德精神很重要。当时我人在柏林，北京《新世纪》周刊来催稿，然而我自觉灵感枯竭。后来绞尽脑汁，瞎编出一篇或许牛头不对马嘴的《新三桶》。对国内思想界郑重推出的“通三统”理论和蒸蒸日上的唱红歌运动，表达不乏善意的一点点嘲讽。

那两三个月里，红歌的盛行让我联想起另一个悠久而且痛苦的话题——作为红色大陆中国的后裔，怎样理解“民族固有的美”；怎样面对我们的精神符号和文化身份。与此同时，在暖风习习的柏林之春，满大街扭捏作态的美国酷青，数量和密度骤然增多。而我对他们的厌憎和反感，亦攀升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因为撰写那篇题为《新三桶》的荒诞文章，我重新研究并思索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大院文化”。年轻人总要折腾点儿事，总要闹些反叛，从红卫兵大检阅到798、鸟巢、SOHO、大裤衩，在话语和审美风格上，未必存在刻意的连续性和一体性，但是总归彰显了某一个地方、某一种口音的中心意识。说到底，就是一种精神特权、文化定义权。占据中心的模糊人群，从青涩少年到奸诈老年，对这份特权会有本能的体悟，会竭力翻新并维护之。

从地图上看，从柏林、维也纳、基辅到伊斯坦堡那么一个狭长四边形，在过去一两百年中，终归是一块是非之地；语言、宗教传统、文化身份、集体审美和民族气质犬牙交错，相互缠绕，边界数次重划。也可以说，这片幽绿色的土地，是身份角逐的前沿阵地。为了理解一波又一波涌到柏林的小酷青们属于何方“大院子弟”，也为了疏解自己的严重不快，我开始研究欧洲各族群之间的复杂历史。我能辨出某些特殊口音，长岛，布鲁克林，曼哈顿上城。大约20年前，我和他们的师姐辈在曼哈顿一道混过。后来，在莫斯科飞纽约的班机上，我还会见到从特拉维夫转机过来的乘客，也是同样的特殊神情、纽约口音。

几百年的宗教纠纷、族群纠纷、人口迁移、文化演变、热战和冷战，这些问题太悠久、太复杂，我不敢妄下结论。从纯粹主观角度，我已确知问题出在哪里——我是指在我和小酷青们之间。比如说，我知道在他们中间，许多人的祖辈来自这片狭长的四边形是非之地，以乖戾、激进、任性的顽少姿态，象征性地对柏林实行重新占领，以标举、捍卫一套正在稀释和萎缩的文化特权与精神优越权；在一个话语含混、债台高筑、共同身份开始解体的“西方空间”，孩子们实行另类扮酷式西方版“通三统”，如同北京大院子弟在红色暴力消退的赚钱时代，以“顽主”和“玩先锋”的方式，伸张并重新确认自己的口音优越、血缘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