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故土一拍两散   （第2/3页）

中国来的作家朋友，使我对写作发生兴趣，想写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自然觉得英语更适合于我，能在英语世界里出名，更让我陶醉。

根据时髦的模型，我设计了期望轰动的情节：“文革”中长大，家庭悲剧，历经磨难逃到美国，学习，打工，融入美国社会，等等；要不然，再加上一位美丽的白人女朋友。自然，这样胡诌的故事不能成立——忸怩作态，两头撒谎，涂了又写，写了又涂，将自己变成一幅拙劣的异国风情漫画，并不好玩。这样来回折腾了一两年，我终于有了醒悟：必须找回一份记忆，找回忘却了的语言，必须回中国去，不论我的作家朋友高不高兴。

三

许多年后，一个积雪尚未化开的春天，我去了基辅。从机场乘车往城里走，穿越高速路和两边的森林，接近城区时忽然发现，基辅近郊那一片一片高层公寓，同90年代的北京何其相似！一模一样粗劣的设计，单调雷同，大而无当，缺乏温暖和曲线。只有心中无爱的人，才会设计出这么样的一堆楼房和街道。但也有难以言表的差异，或许因为远处若隐若现的绿色森林，还有相对开阔的地平线，使基辅那些丑陋高楼，混杂着一团邈远荒凉的破败与忧伤。

对于语言不通的过客而言，建筑和街道是一座城市的眼神和表情。

90年代的中国，大家都在讨论赚钱。我在中国，类似的饮酒海聊或彻夜策划，也或多或少有所参与。当然，最后一切无疾而终。赚钱的机会，属于能说街头汉语、熟悉本地社会潜规则的当地人，或许零星几位快速进入状态的“海归”。我只是一位无正当职业的加州亚裔男，回国寻根一段被刻意抹去的忧伤和记忆。而北京，已经成了一座没有忧伤的城市。

90年代是美国经济的黄金时代。但我的个人境况终未改善，陷于无底的迷惘与失落。连续几年，不断重复一个越来越荒唐可笑的程序：收拾行李，卖掉汽车，中断租约，飞回北京；两三个月之后，又怀着无边的悲凉和决绝，黯然离开。

回想起来，那几年的状态，像极了一场痛苦的离婚持久战。分了合，合了吵，吵了分；周而复始，直至油枯灯尽，精疲力竭，终于一拍两散。我真正放手的，是对于故土和童年记忆的渴望和搜寻。其漫长与刻骨铭心，甚于每一次男女感情破裂。

2003年秋天，默多克先生访问结束之后，有亲人和朋友劝我留下。无论如何，在北京做同声翻译，也算是很好的职业。我不知该如何对他们解释，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我与过去那个影子的离婚战已经打完。从那时起，我慢慢地适应了新的北京。前提是给自己确立一个合适的位置——过客。相敬如宾，平淡如水，随时来去。

四

1999年，一位新结交的朋友突然去世。他是个木讷、刻板的男人，过分偏执的写作者，心不在焉的丈夫和教师。他叫苇岸，崇拜美国的梭罗。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天，我赶到北京时，苇岸兄弟已经下葬。

我终日枯坐在屋里，翻读苇岸送给我的散文集《大地上的事情》。离开中国之前，又去书店买回来两三本书：刚出版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还有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共产主义》。当时我这么想：或许自此一去，再不回头。在我混乱的心中，悲伤与温暖，记忆与告别，祖国与天涯，汉语和他乡，慢慢被水浸透，字迹模糊。

一个故事，最怕一开头就被人猜到结尾。或者，还有更糟糕的可能：以负载悲剧的人物开始，以轻飘飘的漫画结束。这样的故事，不该再讲下去，否则就成了俗套。所谓古拉格群岛，我没见过。书上讲的惨烈故事，与我体验的加州生活，找不到真实的联系。在1989年，20世纪的故事已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