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纳雄耐尔   （第2/3页）

20年代末，斯大林逐走他时，似乎并非决意置他于死地。以后恨他到偏执妄想、夜不能寐的程度，应该与两人的个性有关。托洛茨基见过世面，通晓欧美，文笔优美而且有力，攻人短处时毫不留情。要他从此退隐江湖不问政治，实在强其所难。斯大林亦是旷世雄才，自尊极强，然而个性绵密内敛，若论口才和文化视野，比起托洛茨基，不是一般的逊色。据内幕人士说，到了30年代中期，托洛茨基每写一篇文章，编辑部墨迹未干，抄件早经特工渠道送上斯大林同志的书桌。然后，工作人员便隔门听到阵阵咆哮，伴随椅子掀翻、茶杯摔碎的声音。

1937年，大清洗，罪名多多少少围绕着“托匪”、“托派间谍”这么几个标签。当初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周围早已沉默的七八位老同志不算，上百万的普通百姓、军人、艺术家，背着莫名的罪过服刑或受死。没有遗言，没有墓碑，了无痕迹。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也并非没有原则性的分歧。其一是阶级专政：既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则应该由所有工人，以民主的方式，实行整个阶级的专政。如果由斯大林委派来的政委们专政，革命岂非白折腾一场。其二是连续革命：苏联人应当诱发最先进的西方国家一道革命，实行国际性的社会主义。关上大门自己闹军事共产，终归没有前途。

听说托洛茨基要撰写一部名为《斯大林》的长篇专著，克里姆林宫便下达了格杀令。

三

我到欧洲漂游数年，有一回，我惊异地发现，精心拟定的行程，竟然与革命前托洛茨基某次逃亡的路线大体重合。比照传记中发黄的地图，我逐站核实，唏嘘良久。

可以核对的事实是，不论是在维也纳还是在柏林、日内瓦，托洛茨基获得了当地社会民主党的慷慨资助。第二国际的互助机制，那时尚未瓦解。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恩格斯于1895年去世，他们留下这座大庙，在欧洲剩下两位掌门人。一位名叫伯恩斯坦，早年被德国政府驱赶至瑞士，后来去英国与老病的恩格斯为伴，乐不思蜀；另一位名叫考茨基，留在马克思的故乡，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大。西欧大陆连续几十年未发生战争，经济繁荣，各国的工资水准持续上升，包括最底层的工人。德国实行过一段新权威主义，后来俾斯麦退休，选举逐渐放开。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中的席位，由百分之十几上升到三十几。在100年前，社会民主党在西欧和中欧，经过马克思之后几十年的缓慢博弈，正在进入主流社会。

在维也纳的那段日子里，托洛茨基认识了一位出身背景和观念理想都与他极其相似的波兰犹太女子，名叫罗莎·卢森堡。她比托洛茨基年长8岁，一样地心高气傲、聪敏绝顶——德国社会民主党里崛起的咄咄逼人的新星。

托洛茨基与罗莎关系奇特，既互不相让又惺惺相惜。罗莎遇害后，托洛茨基曾寄予深情的赞词。也许正因为他们是最天才、最具人格力量的革命者，历史才将他们的姓名和思想紧紧拴在一起。两人最后遇难的方式，也神奇地类似——头颅骨被敲碎——惩罚那颗不安分的脑袋。

四

那一连串小国家，各有引人肃然起敬之处，亦各有必须防范之处。搭上火车，三四个小时就能穿越一条新的国界，接近一段截然不同的历史。我不明白，那些小国家的人民，为何不爱互访，特别是老年人。也许是几十年的积怨、血腥的记忆，或者干脆就是没头没脑的势利和轻蔑。过了很久，我才知道，在过去100年里，他们各自的边界，不是坚固的城墙，而是起伏的潮汐、翻滚的泡沫、游弋不定的波浪。在100年前，作为独立国家，其中的大多数并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