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   

一

2004年年底，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当时，我正从布拉格迁到柏林。我以为，迁到一个新的国家、新的城市，能够忘却人届中年瘫痪飘忽的内心困境。

我德语差，也不喜欢去博物馆，或是跟着大队游客去朝拜文化名胜。住下来之后，坐地铁或步行去探索这座一度分割为二的传奇城市，便是主要的功课。墙早已拆除。精力格外充沛的猎奇者，用一两天时间，成功地追踪整堵墙的路线或遗迹。我提不起那精神，更有兴趣的是揣摩这个城市现在时态的生活。

这里位于柏林墙遗址附近，是“冷战”时期东、西方的交界处，虽然东、西划分更多是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然而这一历史形成的边界感，至今依稀可见。动物园附近至今立有苏军战争纪念碑；很多东、西柏林的景观差异仍被人为保留，包括不同的红绿灯系统。身处这一昔日的前哨地带，你会更加强烈地感到与东边那个广大世界命运上的联系。

我从动物园车站出发，乘S线穿过公园和弗里德里希大道，再往东走。对我而言，这便是百走不厌的文明时空探险。一过亚历山大广场，上来一部分乘客，下去一部分乘客。全车厢人的着装风格、神态，还有各种微妙情绪的流露，便有了不可忽视的落差，其明显程度，超过20世纪80年代从北京海淀区搭乘大巴进入宣武区。

这人群氛围的强烈变化，还包含着某种难以言说的婉转，不似从香港新界向北穿越罗湖那样改天换地。然而，S线车短短10分钟后驶入华沙大街站台时，完全像进入了一个新的国家，连年轻姑娘闪眼偷看陌生男人的眼神，也同西边有明显的不同：多了些鲜活、直率与好奇，少了点西边时尚小妞或白领丽人通常套在脸上的彬彬有礼、淡漠而得体的距离感和厌倦感。那时，我还没看过电影《再见列宁》，也不认识“Ostalgie”（东部怀旧症）这个新词。

有朋友告诉我，柏林各街区的居民，不爱相互串联。东区的原住民，有自己爱去的酒吧、饭馆、商店。休闲时，他们大抵不朝西边走，哪怕只隔一个或半个地铁站，仿佛对方并不存在。价格的差异似乎也并不是主要的原因。申豪瑟小道和普林茨劳威尔堡是两个本来属于东区的地域，1989年后，被来自西欧北美各国的逐酷老青年或少青年以及售酷商人大面积占据。其基本氛围和文化生态，大致类似于20年前的纽约东村。或者，在更广泛、更扭曲的意义上，也与北京商业化前后的画家村有若干可类比处。撇开《明镜》周刊或政府发言人热情洋溢的言论，普通人大多冷漠平和地奔忙于各自的生活，并严格保持着无形和有形的距离。15年前，围墙倒塌，千百万人流泪拥抱狂欢，像是已经遥远得让人无从追忆。

二

每天清晨，固定不变，我去动物园车站免费浏览当日的英文报刊，花一个半欧元吃一根又红又粗的德国香肠配芥末。上瘾之后，发现其鲜美敦实超过美国或中国类似产品不下百倍。我每天在动物园车站来往进出，各国女学生，自然成了时不时老起脸皮上前搭讪邂逅的理想人选。

过了些天，我发现东、西区之间居然有个老图书馆。建筑风格呆板丑陋，却因原始老旧而更觉得可爱。20世纪40年代末，占领柏林的美军将它作为礼物赠送给被炸得体无完肤的柏林市。每天开门时，总有一大群人蜂拥而入，有叽叽喳喳的土耳其妞，不敢判断究竟来自哪里的俄语妞，较为严肃的德语妞，似乎并无固定职业的电脑狂、读书狂，形迹诚恳或可疑的非洲黑人，还有显然在德国本土生长的老光棍、老疯子、老读报癖，不一而足。大伙儿一排排坐在摆满书籍的明亮的大屋子里虚耗生命。这后现代西欧社会福利主义末期静谧和谐、衰颓堕落、无所作为的幽默场景，无法不让我乐不思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