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不搭女，女不理男   （第4/5页）

我对美国的彻底怀疑，从在旧金山那几年开始。当时，我住在美国或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工作也不累，然而心情坏到了极点。弄不清自己要往哪里去，该做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该追求什么样的女孩。那段黑暗岁月中，大卫是我的伙伴。还有一位俄罗斯哥们儿，名叫丹尼斯，是物理学家，长得高大威猛，比我和大卫强十倍。我们三个大男人，不缺胳膊不缺腿，却愣是在旧金山找不到女人。我们每个周末混在一起，看苏联时期的战争片，喝啤酒。丹尼斯发泄他怀念苏维埃的情绪，大卫抒发他怀念老美国、厌恶克林顿的牢骚，我不知该怀念什么，只是莫名的不平和失落感与日俱增。

2000年，丹尼斯忽然诊断出肝癌，于三个月内去世。他走之前，我在医院陪了他不少时间，谈了杂七杂八的话题。此事对我刺激极大，亦极大增强了我唾弃主流美国话语、另外开拓生命之路的决心和信念。

我走之后，大卫还待在旧金山。他不再作太多寻找女友的尝试，把主要精力投在游艇和小飞机上。听说他一度积极参与教会，但也虎头蛇尾，无疾而终。几年之后，我短期回旧金山，携大卫去咖啡店闲坐。我一看，在这春光明媚，本该是最浪漫、最充满爱情的城市里，那群咖啡店里坐着的男男女女连互相瞟一眼、调一下情的劲头都不再有，只是各自板着脸，盯着面前的手提电脑。那是2005年，情况比起五年之前，更是下降了大大一截。

五

胡扯半天，忘了先前的主题，现在我亮出底牌罢。失落也好，游离于抑郁症边缘也好，病根不在个人，而在整个文化和社会。美国的不幸福感，在过去20年中疾速膨胀，遵循着诡异曲折然而不可阻挡的文化和人性逻辑。情况只会越来越坏。

因为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成长记忆，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心底里总惦着“民主”二字。后来结识不少俄罗斯与东欧的朋友，这个年龄段的人多有同样问题。是的，柏林墙、莫斯科大审判、牛仔裤、摇滚乐，里根老大爷登高一呼：戈尔巴乔夫先生，把这墙拆了罢！谁幸福，谁不幸福，一目了然。至少，原先我们这么认为。青春时代的信念，要翻个个儿？不太容易。20多年前的情结，成了后来我清醒判断现实的最大障碍。

50年代，苏联邀请玛琳娜·迪特里奇去莫斯科。她从酒店出来，里三层外三层，被粉丝们围得个水泄不通，几乎上不了车。那群拘谨腼腆的苏共太太小姐和文化人们，哪怕在斯大林意识形态最严酷的岁月里也暗自明白，自己那套苏维埃时尚不咋的，比较土。玛琳娜代表了巴黎、伦敦、罗马和纽约，她代表文明。俄罗斯人单恋欧洲文明，几百年来，这是整个民族挥之不去的深重情结。

美国也有一堵大墙。它无形无重的砖瓦巨石，筑在天真无邪的孩子们自以为是的眼神中。你若搞不明白，不如仔细揣摩帕里斯·希尔顿的几段访谈录像。别嫌她招摇嚣张像个母夜叉，这位小姐可是当今成百上千万美国小姑娘的偶像和模范。

因为有帕里斯·希尔顿小姐存在，还有已经当妈妈的麦当娜小姐，或是《欲望都市》里那几位满面皱纹却风骚永存的老娘们儿，美国不需要一位斯大林同志，用厚重的手掌，在桌上猛拍一下，说：“你们必须这样生活！你们不准爬那一堵墙！”大众的洗脑，并不总需要领袖、警察或柏林墙，有更加精致、更加有效的办法。美国立国的起点，是对旧欧洲的弃绝和忘却。到什么时候，美国人都不认为自己土气。

用传统思维考察美国，容易把太多注意力投在党派、投票率、各种法案、道琼斯指数、华尔街巨头上。那些东西自然重要，但根本方向不由它们决定。我原来也以为，总归有一大批精英，什么常春藤、硅谷、绿色郊区，等等；危机也罢，衰退也罢，美国总可以撑个几十年罢。可我忘了，判断一个社会是否长久维持某种状态，不在于精英阶层，而要看它的中下层人民，尤其是这群人的心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