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自己”真经   

在某些特定的场合,我觉得自己成功地融入了西方文化。我身边的女伴有金发和天蓝色的眼睛。我20多岁,不懂爱情,但能辨识旁人目光里的羡慕;尤其在烟熏火燎的唐人街上,那些缄默然而机警的中国老乡,眼神犹如一把把钝锈的菜刀,指向我摇晃的后脑勺和轻狂的下巴。卡特琳偎在我身旁,浑然不觉。她由衷地赞叹着窗后挂的油鸡和烤鸭。

这女人比我大5岁,爱好中国菜和东方文化。那年冬天,我放弃了华尔街的薪水和职业,变成一个没有身份的失业者。周围几乎所有人都流露出某种程度的痛惜和不解,甚至轻蔑。而卡特琳朝我张开双臂,给了我温暖和爱。

在她的家里,有迷香、草药、高纤维的德国黑面包、两只大猫,还有一张高及屋顶的怪床。卡特琳的家乡是德国巴伐利亚州。她自小叛逆,和父母关系紧张。后来被送到美国读书,就不再回去。我知道她经历复杂,有过若干痛苦的记忆。

1989年4月,春暖花开。我和卡特琳的关系出现了麻烦。记得那天在唐人街吃完饭,回家又大吵一架。最后我精疲力竭,上床睡觉。她一个人在厨房里坐着,幽幽地哭,后来我就听见她打了个很长的电话。

第二天早晨,我们和好如初。缠绵温存之后,卡特琳跟我说起约翰·戴维斯,还有南加州洛杉矶北部的一个小公社。总而言之,那儿有几位我没见识过的男男女女,他们是卡特琳的好朋友。她正式邀请我去西岸,在朋友们的公社里住上两星期。那地方环境特别好,约翰·戴维斯又是一位智慧的长者,说不定,我们的关系能因之而有所改善。

在那个烦躁和伤心的春天,我预感到卡特琳和我终将分手。对于参观什么嬉皮士公社,我有重重的疑虑。周围是一群她的怪朋友,一旦发生什么分歧或冲突,我将陷于彻底的孤立。最后还是好奇心占上风,我义无反顾地和她一起去订了机票。

临上路的头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中国人的聚会。那不是一般的喝酒吃饭,更像是一个煞有介事的会议。他们目光炯炯,脸孔涨得通红,还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一副舍我其谁的气派,非一般蔫头蔫脑的留学生、访问学者们可比。

在宾州小学院里读书的头两年,我的生活枯燥至极。我最大的梦想,是能有一天又回到这么一群牛逼哄哄的北京大哥中间,重温甚至延续一种越来越遥远的青春氛围。后来工作,交女朋友,有了新的烦恼和爱好;那些似乎属于另一个时空的激动和渴望,慢慢被磨平,淡忘。走进这间屋子,四面轰响着我格外亲切又稍有一点隔膜的北京话,血管里沉睡的细胞开始流淌,苏醒;然而,我的内脏里似乎增添了新移植的器官,它们无法兼容。我感到无所适从。

我意识到,最近不够关心时事,错过了某些大事件。除了感受到空气里弥漫着的愤怒和期待,我并不明白他们辩论的话题。这时,一位老朋友向众人推介:“这位王先生来美国多年,曾就职于纽约金融界,已融入主流社会。哦,对了!他还有一位德国未婚妻。不妨请王先生谈谈,西方一般民众如何看待今日之中国。”

这两个星期,家里那位西方人士频频和我吵架,无论是和她还是她的朋友,都没有深入讨论过中国的形势。于是我清了下嗓子,支支吾吾地说:不论近期的事件朝哪个方向演变,从根本和长远的意义上来看,除了少数学者政客,一般西方大众不会特别在意。说到底,中国不在他们日常生活的视野之内。何至于此?以我个人的观点,意识形态的品牌化、营销化,还有生活观念的极度多元化,可算是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