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坛初步（第2/17页）

十七世纪，曾经有人试图阻挡这条汹涌的河流，清洗这些充塞着沉重的卵石和黄沙的激流。这条夹在两堵石墙中间日渐缩小的庄严河流悠然地引领着宁静的水流漫步前行。然而，故乡的这个自由自在的孩子不懂得应该如何诚惶诚恐地留住它的嬉闹和欢笑。它的生性就是不尊重一切，嘲笑一切。十七世纪，它用唱诗班的戏谑和教堂圣器室的闹剧对约定俗成和繁文缛节施行报复。十八世纪强加给它的沉默让它变得更加犀利。留给它施展一技之长的狭小地盘遭到了劫掠和焚烧。吉尔贝只能谈论作者，他对这些作者虐待施暴而不是冷嘲热讽。不久，整个社会都失去了它那警钟般的朗朗笑声，讽刺无法容忍这样的沉寂，它要挺身而出大声抱怨。于是便出现了舍尼埃14的《讽刺诗》。从此以后，它重新鞭挞社会和政府，不再囿于僵死的文学之中。真正的法国讽刺获得了新生：从雷尼耶以来的长期昏睡中幡然苏醒，四处放射“辛辣的”利箭。然而，对于讽刺来说，阅读诗歌是远远不够的。在它备受奴役的两个世纪之中，它有时把自己的异想天开引进戏剧和小说。讽刺可以在这些领域独领风骚。博马舍15只是开创了半上流社会所谓的实用戏剧。伏尔泰的小说只是最早的讽刺小说。讽刺幽默的短文杂文占据了各种报纸的每日专栏，只不过古老讽刺的回报是新版的钞票。最后，在一八〇〇—一八五〇年这段美好的时代，讽刺又拿起皮鞭武装自己。

如今，尤其在勒南16主义入侵这个社会之后，一个无比敏锐的批评家用甜腻和琐碎来形容讽刺，过分的冷漠让我们无法专注于摧毁流弊或谴责邪恶。我们只能用滑稽振聋发聩。古老的法兰西首当其冲的娱乐形式仍然是通俗喜剧、《巴黎生活》和革命传单。通常这并不妨碍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先生们将法兰西精神定义为“一种辛辣、精妙和嘲讽的精神”，这种精神“轻盈犹如一杯香槟酒泛起的泡沫”这句话，萨尔塞17先生每个月都会说上一遍。

名副其实的美18

有的人喜欢陶醉在吸引他们的书本之中，就像他们对待鲜花、美好时光和女人。有的人则在极端真诚的煎熬下试着体验其中的深度和依据，他们为此感到扫兴。他们不断地扪心自问：这本书是否给我带来了真正的精神欢悦，抑或那只是我对时尚的爱好，模仿的本能把诸多元素融入了一代人的趣味，或许那只是出于另一种令人鄙视的偏爱？于是，他们从一本书摇摆到另一本书，无情的忧虑之风刮得他们东倒西歪。他们拿不定主意，更谈不上品尝一种纯洁的幸福。然而，有一天，他们似乎遇到了终极的码头，一个宁静的避风港，在那里，他们到处都可以找到美的凝固不动的镜子。福楼拜或勒孔特·德·利尔19将他们引领到这个宁静的国度，向他们呈现如此明显的美，美的源泉一目了然，这次出现的名副其实的美让他们坚信不疑，为此，他们久久地沉浸在喜悦之中。继而，他们又对无疑是来自名副其实的美的苍白回忆产生了疑虑，而这种美也许早在他们的灵魂形成肉身之前就已经备受关注：名副其实的美不应该如此外向，我们必须透过无数幽影，把它当作灵魂来揣摩和爱慕，而不应该如此直接、如此完善地对它进行具体的把握，这样做实际上相当于拙劣的模仿。也是这一次，忧虑的狂风的无情翅膀触动了他们。他们离开了那个（再也）无法满足他们美妙的宁静梦想的码头，重新开始他们的旅行：他们摸索着前行，痛苦地寻找美，把书本当作鲜花、美好时光和女人来欣赏的那些人对他们冷嘲热讽，把这些忧心忡忡的流浪者叫做疯子、受迫害者。其实，令人煎熬的忧虑有如谵妄，迫害就像妖言惑众的骗子和投毒犯那样，让所有的艺术家逃离这些也许唯独上天才能赐予、只有人间的天真单纯才能给予我们的饥渴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