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坛初步

讽刺与法国精神1

根据定义来看，法国精神的本质就是经院刻板、轻佻肤浅、嘲讽辛辣，一部法国讽刺史几乎涵盖了法国精神的全部历史。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种族的天才究竟是什么，在编写教材或发表演讲的人眼里，那是一种轻佻肤浅的观察和妙趣横生的嘲讽天才，我们不妨研究一下，为什么讽刺始终体现了这种冷嘲热讽的天才，至少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是这种天才本身去改变其实践和表达方式。如此这般地研究讽刺史的方法并非误入歧途；因为如果说法国精神是讽刺甚至矫情之外的其他东西，那么无论居斯塔夫·拉鲁梅2先生最近对此怎么说，这种精神必定存在于法国天才之中；如果说这种精神甚至还会以其他的无数面目出现，那么这种精神定然是其中的面目之一。这种精神甚至在法国天才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赋予它如此重要性的经院式刻板定义之所以变得庸俗，大抵有其真实的一面。更何况这种讽刺精神几乎从一开始便出现在我们的文学之中，至少是出现在摆脱了对拉丁文学的模仿的名副其实的法国文学之中，如今，在精巧颓废以及于勒·勒梅特尔3所谓的“野蛮矫情”4的精致空洞的文学中，讽刺精神在小说、诗歌和报刊中仍然十分活跃。法国讽刺精神的这种持久顽强甚至让整部法国讽刺史变得十分冗长。然而，我们不仅能够十分迅速地勾勒出法国讽刺史的大致线条，而且还能概括出法国讽刺史在数个非常古怪的时期的特征。

首先撇开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进行研究的当代和中世纪这两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时期。先说当代，我们对当代人的过分热衷和熟悉使得我们给予他们比古人更多的篇幅，而他们之中只有少数几位大师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雅克·诺尔曼先生的《坦率的麻雀》5，甚至迪奥尼·奥尔迪内尔先生的《白食》，像这样的作品显然无法跻身于《格兰戈尔》6简明扼要的概述之中，他也许会在概述中略微提到他们。姑且不说我们与当代人朝夕相处的这种亲密无间会妨碍我们在研究中将无数真正的文学之友摒弃在外，我们在颓废时代煞费苦心地做出艰难的选择。首先，极度娴熟的表达手法是如此的相同，以致我们对诗人产生了幻觉；说实话，高蹈派7甚或象征派中最微不足道的诗人吟诵8的十四行都比伟大的高乃依更加美妙。继而是早已存在、经过更新甚至剽窃抄袭的无穷无尽的思想，“训练有素的写作”泛滥成灾，合理的筛选几乎成为不可能。中世纪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事情也许比较容易，即便经过时间修剪的森林仍然茂密杂乱，我们还能采摘鲜花和果实满载而归。然而，这一时期实在太长；更何况从雷尼耶到吉尔贝9，还要经历相当长的一段路程才能用沿途的观察来刻画法国讽刺的特征。

中世纪讽刺的非凡之处在于它集伦理性、社会性和政治性于一身，尤其是作者被置放于这样一种特定的情景之中，其作品并非出自一位显贵、平民或教士之手，而是来自一个游离于社会的特殊人物，一个行吟诗人或一个“傻瓜”。总而言之（至少看上去像是出自我们通常阅读的某些文摘），作为生活在中世纪的文人，这个人物为我们的某个批评家提供了许多嬉笑怒骂的题材。然而，这个文人与十七世纪的沙龙“作家”（正如克里萨尔所说的那样10）以及十九世纪出入贵妇厅堂的那种心思缜密的波德莱尔式文艺权威截然不同。那是一个游子，他并不奉行瓦蒂尔和戈蒂埃11的那种公正无私。他的兴趣放在社会的许多方面，对他来说，他的诗人之行遍及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他就地取材，嘲弄一些乡巴佬为某位老爷逗乐解闷，他好奇地进行观察，偷偷取笑老爷及其全家。某一天，在某个村庄，他会朗读一篇平民嘲弄贵族的全新讽刺小说。就这样，机敏、明晰而又生动的讽刺犹如潺潺溪水，满载着道德观察和精神特征，用滚滚波涛连接所有的地区和河流而不是将它们分开，从十三世纪到十六世纪，讽刺风行法国，逐渐扩展，从一开始的涓涓细流（那是伦理格言，动物寓言和说教12的时代），经过不断充实扩张，汇合奥比涅13和雷尼耶，冲垮了所有礼仪和羞怯的障碍。讽刺既是训斥又寓意深刻，它冲击所有的邪恶，淹没任何流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