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在N 大学,人们称容女士都叫先生,容先生,不知是出于对她父亲的缅怀,还是由于她本人特独的经历。她终生未嫁,不是因为没有爱情,而是因为爱得太深太苦。据说,她年轻时有过一个恋人,是N 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精通无线电技术——一个晚上可以安装一台三波段的收音机。抗战爆发那年,作为C 市抗日救国中心的N 大学,几乎每月都有成群的人弃笔从军,热血腾腾奔赴前线,其中就有容先生心爱的人。他从戎后,头几年与容先生一直有联络,后来音讯日渐稀落,最后一封信是1941年春天从湖南长沙寄出的,说他现在在军队从事机密工作,暂时要同亲朋好友中断联络。信中他一再表示,他依然钟爱着她,希望她耐心等他回来,最后一句话说得既庄严又动情:亲爱的,等着我回来,抗战胜利之日即为我们成婚之时!然后容先生一直耐心地等着,抗战胜利了,全国解放了,都没回来,死讯也没有见到。直到1953年,有人从香港回来,给她带回一个音讯,说是他早去了台湾,而且已经结婚生子,让她自己组织家庭。

这就是容先生十几年身心相爱的下场,可悲的下场,对她的打击之深、后患之重,是不言而喻的。10年前,我去N 大学采访时,她刚从数学系主任位置上退下来。我们谈话是从挂在客厅里的一张全家福照片开始的,照片上有五个人,前排是小黎黎夫妇,是坐着的,后排站在中间的是容先生,二十来岁的样子,留着齐肩短发;左边是她弟弟,戴副眼镜;右边是她小妹,扎着羊角辫,看上去才七八岁。照片摄于1936年夏天,当时容先生弟弟正准备去国外留学,所以拍了这张照片作纪念。由于战乱关系,她弟弟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国,那时候家里已少一个人,也多一个人。少的是他小妹,被年前的一场恶病夺去了年轻生命,多的就是金珍,他是在小妹去世不久,也就是那个暑假里走进这个家庭的。容先生说——

「容先生访谈实录」

小妹就是那年暑假去世的,才17岁。

在小妹去世前,我和母亲都不知道金珍这个人,父亲把他像秘密一样藏在水西门小学的程校长那里。因为程校长跟我们家里少有往来,所以父亲虽然想对我们保密这人,但并没有叮嘱他不能对我们说。然后有一天,程校长来我家,他不知从哪儿听说小妹去世的消息,是来表示慰问的。刚好那天父亲和我都没在家,是母亲一个人接待他的,两人谈着谈着就把父亲的秘密泄漏了。回头母亲问父亲是怎么回事,父亲于是将孩子的不幸、聪颖的天资、洋先生的请求等,前前后后的都说了个大致。也许母亲当时心里的悲伤本来就是一触即发的,听了孩子不幸的遭遇后,恻隐得泪流满面的。她跟父亲说:因芝(小妹)走了,家里有个孩子对我是个安慰,就把他接回家里来住吧。

就这样,珍弟进了我家——珍弟就是金珍。

在家里,我和母亲都喊金珍叫珍弟,只有父亲喊他叫金珍。珍弟喊我母亲叫师娘,喊父亲叫校长,喊我喊的是师姐,反正都喊得不伦不类的。其实按辈分讲,他是我的晚辈,该喊我叫表姑什么的。

说实话,刚来的时候,我对珍弟并不喜欢,因为他对谁都从来没笑脸的,也不说话,走路蹑手蹑脚,跟个幽灵似的。而且还有很多坏习惯,吃饭的时候经常打嗝,还不讲究卫生,晚上不洗脚,鞋子脱在楼梯口,整个饭厅和楼道里都有股酸臭味。那时我们住的是爷爷留下的房子,是栋西式小洋楼,但楼下我们只有一个厨房和饭厅,其余都是人家在住。所以,我们人都住在楼上,每次我下楼来吃饭,看到他臭烘烘的鞋子,又想到他在饭桌上要打嗝,胃口就要减掉一大半。当然鞋子问题很快解决了,是母亲跟他说的,说了他就注意了,天天洗脚和洗袜子的,袜子洗得比谁都干净。他生活能力是很强的,烧饭,洗衣,用煤球生火,甚至针线活都会,比我都还能干。这当然跟他经历有关,是从小锻炼出来的。但是打嗝的毛病,有时还打屁,这问题老改不掉。事实上也是不可能改掉的,因为他有严重的肠胃病,所以他人总是那么瘦弱。父亲说他的肠胃病是从小跟洋先生喝梨花水喝出来的,那东西老年人喝可能是药,能治病,小孩子怎么能喝?说真的,为了治肠胃病,我看他吃的药比粮食还要多,他每顿顶多吃一小碗米饭,胃口没一只猫大,而且没吃两口就开始嗝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