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

一

当搬运工把所有家具装上卡车后，我母亲跟姐姐蒂宁乘轿车先出发了，搬运工把父亲的安乐椅放在卡车后门的边缘，我就那样坐在那里，开始一生中最有趣开心的搭乘卡车旅行。我往后斜靠着，抽着烟，唱着歌，看着大路以每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从我身后消失，弯弯曲曲的公路像蛇一样扭动着渐渐被康涅狄格州的树林吞噬，我们越接近马萨诸塞州东北部的古城洛厄尔，树林就越发不同，越来越有意思，黄昏时刻，我们正穿越韦斯特福德或者那一带附近，我熟悉的白桦树又出现了，群山侧影在哀鸣，我泪如泉涌，意识到我就要回到故乡老城洛厄尔了。时值十一月，天气凉了，四处冉冉升起木材烟雾，溪流湍急，银色的河水眨巴着眼睛，波光粼粼，渐渐向上，伸向遥远的地方，在那里，“夏娃星”（有人称它为“维纳斯 [1] ”，有人称它“早晨之子 [2] ”）克制了她的垂涎习性，试图满足于以此为界，偶尔搏动一下，发出耀眼的光亮。

啊，多么富有诗意！我不住地说：“啊，多么富有诗意！”因为我不打算把这本书写成诗一般的赞歌，一九六七年，当我在写此书时，我内心对美国可能残存的感觉已经变成一种为了糊口如此粗制滥造的文艺作品，充满着种种破碎的信念；街头暴乱殴斗，混乱嘈杂；暴徒恶棍，市府州府的管理无所顾忌，套装和领带是唯一行得通的主题，豪华的排场全都进入了电视的马赛克网孔（的确是马赛克，大写M的马赛克 [3] ），人们瞪着眼睛盯着那些小圆点，辨认他们自己扭曲的幻觉影像，看到的都是ACHTUNG！ATTENTION！ATENCIÓN！ [4] 而不是，啊，老苹果树下，梦幻般真实的湿润的嘴唇？或者一年前《时代周刊》杂志里的那张照片，展现加州红杉树林里停泊的一千辆汽车，全都停靠在相似帐篷的边上，帐篷的门窗前都有雨棚，篷内装有普赖默斯便携式汽化煤油炉，每个人的穿着都雷同，环顾四周，每个人都带着本世纪下半叶新的好奇的目光看待别人，只是偶尔抬头看看大树，即便是在看树，也许心里想的是：“啊，那棵红杉树要是做成我家草坪上的家具该有多么好看！”好了，够了……暂时够了。

主要的事情：回家。十一月的欢乐将早先八月的“树林里传来甜蜜的离别之歌”的晦气一扫而光。

不过，我一生中总是这样：在一次大灾难来临之前，我总会感到莫名其妙的沮丧、懒惰、倦怠、不适、消沉、郁闷、四肢无力。回到洛厄尔的第一周，我们搬进了克劳福德街上一栋两家合租的楼房，我家住在一楼，漂亮干净，就是面积小了点。打开搬家的行李后，我就坐在靠窗靠暖气散热器边我儿时那张旧书桌跟前，长久地坐在那里，抽着我的烟斗，用墨水写一篇新日记，我所能做的只是闷闷不乐于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用词和思想，开始读他的书时，我碰巧读了他最悲观的作品之一《地下室手记》。半夜里，在明亮的月光下，我在穆迪街上徘徊，脚踩积雪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感觉到洛厄尔以前没有的某种令人讨厌的东西。第一，我是“返回故乡的失败者”；第二，我失去了纽约城和哥伦比亚校园赋予的光环，失去了大学二年级学生身穿花呢衣服的光鲜外表，失去了闪闪发光的曼哈顿；我回来了，在工厂砖墙之间疲惫地行走。我爸就睡在我身边成对的一张单人床上，鼾声像呼啸的风。妈妈和蒂宁睡在一张双人床上。客厅摆着塞得满满的旧家具和一架背面四方形的旧钢琴，为了过冬，客厅锁了起来。我得找一份工作。

接着，一个星期天夜晚，我高高兴兴从皇家剧院里出来，因为我刚看完奥森·威尔斯 [5] 主演的《公民凯恩》，天哪，多棒的电影！我希望像威尔斯那样成为电影里的诗歌天才。我奔跑着回到家里，琢磨着写一部电影剧本。第二天，天上飘着白雪，天气寒冷，我听见一个小男孩手里拿着报纸一边急匆匆奔跑一边高声叫喊：“日本佬轰炸了珍珠港！”“对日对德宣战啦！”我好像预感到战争即将爆发，就像许多年后我父亲临死前的那天晚上一样，我试图，或者想试着围绕街区走一圈，结果只是低着头拖着脚走……本书接近结尾时，我会更详细地说说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