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费玛的宽恕和忘却（第2/7页）

那位政客说：

“至少，我们要想方设法争取时间：这样做不会有任何害处。”

穿雨衣的男人，想来就是那个叫布拉格的律师说：

“看上去似乎很容易。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

“就像耶里和我一言不发地在阳台上站了很久，”安妮特说，“靠着栏杆，俯身看下面的花园和树木，肩并肩地挨着，突然，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他抓住我，将我抛了下去。就像扔一个旧的柳条箱。”

费玛说：

“太惨了。”

接着又说：

“太恐怖了。”

她双手紧紧地抓住桌子边缘。费玛把自己的一只手放到她的手上，因为她两眼又一次盈满了泪水。

“那我们就这么定了。”殖民者说，“保持联系。不过打电话时要格外小心。”

“注意，”安妮特说，“小说里、戏剧里、电影里总有这样一些神秘的女人。反复无常，不可捉摸。她们像夜游症患者一样坠入爱河，又像小鸟一样飞向他方。葛丽泰·嘉宝[3]，玛琳·黛德丽[4]，丽芙·乌曼[5]，各种各样的荡妇[6]。女人内心的各种秘密啊。请不要取笑我在大中午喝伏特加。毕竟，你本人看上去并不是很开心。我让你感到烦吗?”

费玛唤来招待，给她又点了一杯伏特加。他自己则点了一瓶矿泉水，又要了一些面包和奶酪。三个阴谋分子起身准备离开。当他们打费玛的桌旁经过时，殖民者对费玛甜美地、圣徒般地微笑了一下，好像他能够看透费玛的心思，并宽恕了他。他说：

“再见，祝你一切如意。别忘了，等关键时刻到来时，我们大家都会在同一条船上。”

费玛在脑海中将这个时刻挪到魏玛共和国末日，将地点挪到柏林的一家小餐馆，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殉难者：卡尔·冯·奥西埃茨基[7]，库尔特·图霍尔斯基[8]。猛地，他彻底取消了在他脑海中的画面，因为这种比照是荒唐可笑的，差不多是歇斯底里的。他对安妮特说道：

“好好地看看他们吧。正是他们这帮家伙使我们在一步一步地堕落。”

安妮特说：

“我可是已经堕落得不能再堕落了。”

费玛说：

“接着说下去。你刚才谈到了‘致命的女人’。”

安妮特把第二杯伏特加喝干了。她的双眼闪烁着光芒，话语中也不知不觉有了一丝卖弄风情的意味。

“埃弗雷姆，你身上有个优点，那就是，我在你面前并不真正在意我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我还真感到不习惯呢。通常情况下，当我跟一个男人讲话时，我感到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他对我的印象如何。像现在这样和一个陌生的男子坐在一起，无拘无束地向他讲述我自己的经历，却没有从对方那里得到各种各样的信号，想来你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这种情况以前从没发生过。只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话而已。你没有生气吧?”

当她用“陌生的男子”这个说法时，费玛下意识地笑了。她注意到他在微笑，于是就像一个受到安抚后破涕为笑的孩子一般冲他露出满脸笑容。她说：

“我刚才的意思并不是说你没有男子汉气质，我只是想说，我在和你交谈时能把你当成哥哥。我们不得不忍受诗人写的那么多的狗屁胡话，忍受他们的贝雅特丽齐[9]、他们的大地母亲、他们的瞪羚、他们的雌虎、他们的海鸥、他们的天鹅，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但我告诉你，在我想来，做男人要比忍受诗人的狗屁胡话复杂一千倍。要么就一点也不复杂，只是令人恶心的讨价还价罢了。你跟我做爱，我就给你一点温存。或者只是温存的印象。既当娼又当娘吧。白天做一条小狗，夜里做一只小猫。有时，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男人喜欢性交，但憎恶女人。别生气，埃弗雷姆。我只是笼统说说。肯定有例外。比如像你就是。现在我感觉好多了，你安安静静地听我说话的样子让我感觉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