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费玛起床上班（第3/4页）

喝完咖啡，他穿上一件棕色的旧针织套衫，是约珥留给他的那件鼓鼓囊囊的针织套衫。他看看表，发现自己已错过了七点的新闻。于是，他下楼到信箱里取晨报。但他忘了带钥匙，只好从信箱的缝隙里掏那份报纸，结果把第一版给弄破了。他一边上楼一边浏览新闻标题，读着读着，他得出一个结论：国家已经落入一伙政治狂徒的手中，他们无休止地谈论希特勒、大屠杀[5]，总是迫不及待地扑灭和平的曙光，把和平看作旨在消灭他们的纳粹式策略。来到门前，他意识到他又一次违背了自我，于是警告自己不能像以色列知识分子那样歇斯底里、干叫干吼：我们必须提防那种历史终究要惩罚罪人的愚蠢观点的诱惑。冲第二杯咖啡的时候，他将刚才的思想统统抛开，在头脑里酝酿与尤里·格芬和茨维卡之流进行政治讨论时要使用的论点：我们最终还得学会如何生存，如何在要持续好几年的过渡局势下学会行动，而不是对现实忍气吞声。我们缺少在前途未卜的局势下谋求生存的心理准备，我们急于一竿子到底并想立即确定结局，诚然，这些都是我们政治无能的真正原因。

读完电视评论员对头天晚上自己本打算看却又忘了看的节目所作的评论，时间已过了八点，他又错过了新闻节目。他很是恼火，认为自己应该立即坐下来工作。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梦中的那句话：一定得分开。把什么与什么分开呢?一个非男非女但温暖、柔和、饱含深情的声音对他说：埃弗雷姆，你在哪儿?问得好，费玛回答。

他坐到桌前，看到了那些尚未回复的信件和星期六晚上列的一张购物单，又突然想起自己今天早晨应该给什么人打个电话，他有一件很紧急的事要谈，可他怎么也想不起来到底要给谁打电话。于是，他拨了茨维卡·克鲁泡特金的号码，把克鲁泡特金叫醒，他觉得很是尴尬，先结结巴巴地对他说了一长串抱歉的话，然后竟唠唠叨叨地聊了二十多分钟，从左派的政治手腕谈到美国立场正在出现的变化，又谈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枚炸弹正在我们四周滴答滴答响个不停。最后，茨维[6]打断了他。“费玛，对不起，你别生气，可我得穿衣服了。我要去上一堂课，都迟到了。”跟开始时一样，费玛又是一番冗长的抱歉才结束了谈话，但他还是记不清今天早上要不要给某个人打个电话，或者就在那里等一个紧急电话，而这个紧急电话或许由于他和茨维的交谈已经被错过了。转念一想，与其说是交谈倒不如说是独白。于是，他打消了再给尤里·格芬打电话的念头，开始查对电脑打印的银行结单，但他弄不清账单上是存入六百五十谢克尔、取出四百五十谢克尔，还是存入四百五十谢克尔、取出六百五十谢克尔。他的脑袋耷拉在胸前，双目紧闭，脑海中浮现出一群又一群的穆斯林狂热分子，他们激动地吟诵《古兰经》，呼喊口号，遇见什么就将其砸烂、烧毁。接着，广场上空空如也，只有发黄的碎纸片在微风中飘荡，混合着噼里啪啦的雨点。雨从这里一直下到被紧裹在灰色云雾中的伯利恒群山。埃弗雷姆，你在哪里?雅利安人那边在什么地方?如果她觉得冷，那她为什么觉得冷?

一只厚重温暖的手在抚摩他，费玛醒了过来。他睁开双眼，看到父亲的一只棕色的大手正贴在自己的大腿上，就像一只乌龟。那是一只苍老、厚实的大手，指甲已经泛黄，皮肤像山脉和峡谷那样起伏不平，一道道深蓝色的血管纵横交错，上面点缀着一块块色斑和几簇稀稀拉拉的绒毛。费玛一阵惊慌。接着，他意识到那是自己的手。他醒过来，把星期六所拟的几个标题读了三遍，这是他答应今天交稿的一篇文章的标题，今天是交稿的最后时间。可他原本打算写作的内容、昨天还令他兴奋不已的辩论游戏，到了今天似乎就索然无味了。写作的冲动已经被钝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