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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说：“后面有辆摩托车，已经跟了一会儿了，旗队长。”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把鲁格手枪，放在旁边的座位上。

考夫曼转身看了看后车窗，笑道：“你这是怎么了啊，卡尔，他是我们的人。”

骑摩托车的人加速来到汽车旁边挥了挥手。这是个党卫军的战地宪兵，戴着头盔，穿着厚实的制服大衣，胸前挎着MP-40冲锋枪，枪的上方是战地宪兵的护喉牌。这种牌子只有在正式执勤时才能佩戴。宪兵的脸被风镜遮着，看不清是谁。他再次挥了挥带着手套的手。

“他肯定是给我送情报来的。”考夫曼说，“停车。”

卡尔驶到路边，踩下刹车。骑摩托车的人把车停在他们前方支了起来。卡尔钻出汽车：“我们有什么能效劳的吗？”

宪兵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支毛瑟半自动手枪，一枪正中卡尔的心脏，把他打得倒向雪铁龙，然后滑倒在地。穿着党卫军制服的宪兵用脚把他的尸体翻过来，又精准地朝眉心补了一枪，然后打开后车门。

考夫曼一向都会佩枪，但眼下他已经脱下大衣，整整齐齐地叠放在角落里。他从大衣右侧口袋里摸出鲁格手枪，刚要转过身，那个党卫军一枪击中了他的胳膊。考夫曼赶紧攥紧袖子捂住手臂，血从他的指间淌了出来。

“你是谁？”他狂吼道。那个人扶起防风镜。考夫曼所看到的，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幽深、最冰冷的眼睛。

“我叫玛尔提诺，是英军少校，在特别行动机构效力。”

“原来你就是玛尔提诺，”考夫曼痛苦而狰狞地看着他，“你的德语说得真好，简直无可挑剔。”

“这很正常。我母亲是德国人。”玛尔提诺对他说。

考夫曼说：“我早就想见你一面，只不过不是这种场合而已。”

“我知道你想。我找你也有一阵子了。确切地讲，是从一九三八年就开始了。那一年五月，你在柏林盖世太保总部，还是个少校。你逮捕了一个年轻的女人，她叫罗莎・伯恩施泰因。恐怕你已经不记得这个名字了。”

“哪里，我记得很清楚，”考夫曼对他说，“她是犹太人，替社会主义地下组织工作。”

“有人告诉我说，她被你审完之后，都没能活着走到行刑队那里。”

“那不是真的。根本就没有什么行刑队。她是在三号室被吊死的。这是标准程序。她是你什么人？”

“我爱她。”玛尔提诺举起手枪。

考夫曼大叫道：“别做蠢事。我们可以做个交易。我可以让你不用死。玛尔提诺，相信我。”

“是吗？”哈里・玛尔提诺一边说，一边朝他眉心开枪。他立刻就没命了。

他把沉重的摩托车扶起来后便开走了。尽管刚刚完成这样的行动，他的心情仍然平静得很。完全没有情绪——完全没有。只是问题在于，这样的行动也无法让罗莎・伯恩施泰因回到人间。不过话说回来，无论做什么，也没法把她换回来了。

他沿着郊区纵横交织的路开了一个小时，稳稳地一直向西。终于，他拐进一条窄窄的乡间小道。小道两侧高高的草都快挨到一块儿去了。路的尽头有个带院子的农庄，已经破旧不堪，窗户上到处都是碎掉的玻璃，地上也缺了好多块石板。玛尔提诺翻身下了摩托车支好，朝前门走去。

“嘿，皮埃尔，开门！”他推了几下闩住的门，然后又用拳头砸。门突然一下子开了。他收不住身子，一下扑倒在地。

一把瓦尔特手枪的枪口抵住了他的眉心。持枪的人大约四十岁，头戴贝雷帽，穿着灯芯绒外套和牛仔裤，像个法国农民，却说着一口字正腔圆的德语。“请站起来，玛尔提诺少校，然后慢慢地走进来。”

他跟在玛尔提诺后面，顺着走廊走进厨房。皮埃尔・杜瓦尔被绑在桌边的椅子上，嘴里塞着手绢，两眼狂怒，脸上涌起血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