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娱乐闷蛋与冷漠儿童(第2/4页)

我和这孩子的母亲一度完全迷失在这种迷雾中了。兴许这就是为何在分开这么多年后,我们现在仍有来往;连接我们的不只是这孩子,还有我们多年来所遭受的东西:颐指气使,责备……我毫不怀疑,有些体会仅存于我们各自的头脑中,比如那种我们本该更尽责、本该更超越自己的感觉。但人们也曾三番五次向我们面陈过这种意见。如果一个小孩的行为方式无人可以真正理解,人们就认为问题必然出自父母。不够严厉,没有底线。下一秒却是:太过严厉,不够坚持(原来的原则)。然后还有个人说这样一句话,原原本本摘自20世纪50年代的“家长手册”:“回咬他一口,叫他长长记性!”回咬他一口,这些年我不知道多少次听到过这话。

在现实中,无论我们做家长的面对怎样怪诞和令人灰心的情况,我也只能想到处在旋涡当中的孩子是多么难过,只会想到他挣扎着寻找周遭世界的意义时必会感受到的沮丧与迷惑。

不管这孩子的内心在经历着什么,都会显露于他的外表。四岁时,他的腿没有实现医生预期过的改观。“他的腿”,这会儿用到这个词似乎奇奇怪怪的,但我们——家人、密友,甚至这孩子自己——都还在用它。他说“我的腿”,听来就像一种类似偏头痛或糖尿病的病状。他走路或跑步时还是老样子,非常不平稳。他能一直跑,两腿呈外八字,从来没个跑步的正形。他还总摔跤。没跑几步呢,他那勉强的平衡就保不住了,于是他就跌了个狗吃屎。别的同龄孩子跌倒后会又哭又叫,感觉到母亲那将他们拉回安全的怀抱的双手时,他们的疼痛就会神秘地消失。这孩子不是这样,他不落泪,不哭。摔倒已经像走路一样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他只是爬起来,接着跑。

“膝外翻。长大了会好的。”另一次约诊也言过其实了。

问题在于,没一个医生挨得足够近去检查这孩子。如果你的诊所有一个男孩,他在前台工作人员的瞪视下在候诊室鬼叫了15分钟,这会儿又在诊室的角落撕扯你那张床的纸罩,咀嚼着他进来时你为了安抚他交给他的那根通常用来移动舌头以便检查喉咙的小木棍,那你只会希望他离开。至少,他会有这样的感觉。

要始终相信“他的腿”没什么好担心的,这变得很困难。运动场、社区弹跳城堡,去哪儿我们都遇到同样的对话。“他的腿怎么回事?”别人会问。“膝外翻,”我没把握地说,“长大就会好的。”——使劲把他拉上滑滑梯顶端时我还会加一句;这孩子自己爬不上去。家长们异样地看着我,但我对那种眼神已波澜不惊。我现在意识到,那时我变得越来越少跟人说话——那样更省心,也就没了我不知道答案的尴尬问题。

在心底,他妈妈和我都知道事情不对劲。“背我!”这孩子走不多远就会很频繁地这样要求。“背我!”最后我们想,我们必须彻底弄清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做了个我现在还能听到我爸在为之咂舌头的决定。我们很绝望,爸,很绝望。

我们决意偷偷地,花钱去看儿科医生。

为此,我和孩子他妈又走到一起,像我们过去的许多次约会一样。如果说社区诊所的遭遇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假如还有人接受预约的话,要我们做什么都可以。在候诊室,我们其中一个会对行政人员甜甜地微笑,试图让她相信我们不是她已经认定了的最糟糕的父母,另一个就用桌子上的几本过期一年半的《业余摄影师》和《大都会》杂志逗这孩子。等见到医生时,我们没准会反转一下角色,一个负责谈话,另一个扮小丑、装江湖艺人,只为让这孩子能在诊室里待到任何形式的检查完毕为止。

那天那位医师也一样平庸无奇。我试图说服自己,她收了钱所以更能干一点,但实际上她可能就是国民健康服务中心会派给我们的同一个医生——如果他们曾经给我们派了一个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