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位和退位（第4/5页）

有一次，胡伟民骑着“老坦克”到我家来，在我家吃饭。他边吃边对我说：“我们的那位朋友，最近有点让人看不懂了。我在广州偶尔看到他发表的几篇文章，从口气看，要把自己打扮成‘异议分子’了。但他能有什么像样的异议？我们还不知道？”

我说：“他啊，仍然是一个蹩脚编剧急于表演多种角色的职业病。去过几次香港，又去了一次美国，觉得中国的‘异议分子’在那里很吃香，就学着扮演。”

胡伟民说：“我看他是挂羊头卖狗肉，不知道会不会被那些真的‘异议分子’打一顿！”

我一听就笑了：“到时候我们还要再救他一次。”

事情的发展，远比我们的谈笑严重。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日午后一时左右，我在院长办公室里呆坐着，胡伟民敲门进来了。他坐在我对面，一支支地抽着烟，不断地摇头叹气。那些天我正又一次被人揭发，受到国家文化部的审查。揭发的是最新的政治问题，我因为跟不上形势，又不想立即改变自己的观点，因此麻烦不小。

北京来的审查者却很同情我，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企图把我的问题解释成“保护学生”。胡伟民看着我，说：“大家都不好受，朋友间你担子最重，管着这么一个学院，带着这么一批学生，千万要保重！”

“那个人被我开除了！”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说。

“谁？”我问。

“还有谁？写《边疆新苗》的那个人，开除出朋友圈！”他厌恶得连名字也不想说。

我一听就明白了。前两天那人在报纸上代表剧团发表了一个惊人的政治声明，正好与我们前一段时间在一起时的态度彻底相反。

我看到报纸后曾打电话向那个人严厉质问，那个人在电话里慌忙解释：“我是处级干部，又是新党员，必须表个态，实在没办法。”

我立即大声说：“你是处级，我比你高两级，所以很清楚，上级并没有要你这么表态！”随即摔了电话。

没想到，胡伟民比我更厉害，直接找上门去了。

“你去找他了？”我问胡伟民。

“我当面对他说，我最痛恨的不是你的观点，而是你的投机。一个搞艺术的人，怎么可以没有人格！”胡伟民边说边站起身来，说：“我们怎么交了这么一个朋友，气得我浑身颤抖，胸口发闷！”

说着他拍了拍我的肩，像是要走。

我问：“你现在去哪里？”

他说：“半个月来身体一直不好，昨天晚上又这么一吵，伤了元气，想到华山医院配点药。你要保重！”

我把他送到办公室门口，看他下楼梯。然后，我又急忙回身到窗口，看他翻身骑上“老坦克”。他知道我在看他的背影，扭身抬头看我的窗，腾出左手向我挥了挥。左手上，还是夹着香烟。

华山医院就在学院东边不远。他把“老坦克”搁在医院门边的砖墙前，锁上，就进了医院。

很长时间过去了，昏黄的路灯照着这辆脚踏车。它的主人，再也没有出来。

深夜的街道上，没有人知道它此刻的意义：它驮载过上海戏剧的一个辉煌时代，而这个时代刚刚结束。

就在这时，我家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平日深夜来电话的只能是他，我拿起话筒就叫“伟民”。

不是他，但有关他。

两天后，我在追思会上说：“一个人的去世，会使另一个人改变与行业的关系。从今以后我将不再与上海戏剧界交往，因为我的朋友已经死在那个地方。”

我在发言前已经看到，那个左派编剧，还有那个曾远风，都来了。那天回家，我遵循胡伟民有关“开除”的决定，给那个左派编剧写了一封斩钉截铁的信。

我的绝交信，可能给他带来了不太好的名声，从此，他需要一次次重新编造我与他绝交的原因。编造出来的原因都很有趣，好像绝交是他提出来的，因为他“发现”了我的很多问题。一会儿，似乎与“石一歌”有关；一会儿，似乎与地震有关；一会儿，似乎与离婚有关……神神叨叨二十多年，全是因为一九八九年我的那封绝交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