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位和退位（第2/5页）

我既没有吱声，也没有点头，等他说下去。

“这是‘文革’期间上海最坏的戏，比样板戏还坏。样板戏剥夺了人民看别的戏的权利，《边疆新苗》剥夺了青年上学的权利！”

听到这话我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要不是想到了被眼前这个人伤害了多年的徐扶明教授，我还有可能点一下头。

但是，我看他一眼，已经对他有了鼓励，他的声调提高了：“这个月，正是当年上海学生到边疆去二十周年，受害者们已经集中起来，准备找剧作者沙叶新算账，要他归还青春。现在这个剧作者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我听说，他已在托人找您，请您出场去说服那些受害者。我今天紧急赶来，就是劝您千万不要为这个文痞出面！”

不管曾远风是不是夸大其词，如果一群二十年前去边疆的人员真的包围住了那个剧作者，这可不是小事。大家一激愤，极易造成围殴事件，闹出人命都有可能。

我便问曾远风：“真有这事？”他就把消息来源详细说了一遍，我听完，就把他打发走了。

我立即把我的好朋友胡伟民导演找来，商量这件事。胡伟民像我岳父一样是个“右派分子”，“文革”中不在上海，不知道有《边疆新苗》这个戏。但他显然看不起沙叶新，理由是那人实在太左，又太喜欢哗众取宠。我说：“有那么多人来讨二十年前的旧账，可见那个戏确实很坏。但当时逼迫青年学生下乡，是北京的号令。那个左派编剧只是曲意逢迎，现在如果把历史责任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

“这不妥！这不妥！”胡伟民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

两天后，那个左派编剧果然来找我了。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个人，他的态度，不是我预想的那样忧虑和谦恭，而是一种带有一点滑稽的友好，这使我觉得比较舒服。

第二天傍晚，我就出现在那个现场。是安福路上一个剧场的门厅，我去时已经挤满了人，门外还有不少人要挤进来。一看就知道，全是二十年前上山下乡的学生，社会上统称为知识青年，又简称为“知青”。

那个左派编剧靠墙坐在一把塑料的折叠椅上，“知青”们都站着，由于后面推挤，对他越逼越近。我怕出事，就站到了他身边。

一看就知道，这些人不是来闹事的。他们最好的年月都被拿走了，但是谁也没有为这件事承担责任，只是草草地让他们回了城。城里已经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找不到出路，于是像没头苍蝇一样撞到了这里。安福路在上海是一条小路，并不好找，但他们还是找来了。眼前这个坐在塑料折叠椅上的胖乎乎、矮墩墩的男人，显然不是他们真正要找的人。但是，除了他，他们再也找不到别的人。

这种无言的包围，令人窒息。

幸好有人用平稳的口气打破了沉默。这是一个高个子的中年人，他叫了一下那个左派编剧的名字，说：“不瞒你说，在江西龙南县的深山里，我们有几个人曾经多次商量，只要回上海，就要打你一顿。”他顿了顿，接着说：“但是我们终于长大了，不会再有这种念头。今天只是想问你，你自己读过大学却说读书不好，你要我们到农村去自己却不去，这，能安心吗？”

剧作者脸上的微笑一下子僵住了，他不知道要不要站起来回答，便征询似的看了我一眼。我正犹豫，四周的话匣子却打开了：“编剧编剧，怎么能胡编乱造！”

“你也是有儿女的人，请想一想二十年前的我们！”

……

虽然大家很激动，但话说出来了，情绪也就释放了一大半。我觉得应该说话了。

我站出一步，说：“大家知道，我也去了农场。最痛心的是，一位女同学在农场自杀了。我刚才还在想，活下来，就是胜利。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们还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