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4月（第2/17页）

特雷莎此前从未思念过一个人，她被自己的依赖感激怒了。奥利芙被分走的注意力宛如一个跳动的伤口，是一种特殊的折磨。尤其当它的源头就在她的眼前，在楼梯上上上下下，走过果园，走出前门离开，那样的孤独难以估量。特雷莎从不知道下一波痛苦何时袭来。而当它袭来的时候，特雷莎感觉地板仿佛塌陷，她的心跳到了嗓子眼令她无法呼吸——她跑到农舍的秘密角落痛哭时，也没有人安慰她。她怎么了？

独自待在农舍的那些夜晚，特雷莎会坐在床上翻看那本旧Vogue杂志，像捧着故事书的孩子，细细品味每张图片和每个段落，用指甲在不认识的单词下面画线。她的手指抚摸着模特的脸庞，然后抬起枕头，把杂志放在下面，当作一封只属于她的永久情书。

画卖出去之后，萨拉也很阴郁。她总是躺在床上，一言不发，看着她丈夫香烟的蓝色烟雾逐渐消失在天花板。电话铃一响再响，但她从来不接，也不许特雷莎接。特雷莎很奇怪，萨拉根本不愿拿起听筒听听是不是丈夫打来的电话。她想萨拉是不是很清楚电话那头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嗓音，一个女人的嗓音，说着低低的德语。

特雷莎如今可以看清萨拉身上的裂纹了——响个不停的电话铃、不到下午三点便喝光的香槟、还未开封就丢到一旁的书籍、她一头金发下长出的深色发根。特雷莎不再把它们草草归结为贵妇病，让她意外的是，尽管自己身处窘境，她却仍为萨拉感到惋惜。生活是由一连串的生存机遇构成的，为了生存，你就必须时时撒谎——欺骗他人，也欺骗自己。哈罗德拥有汽车、事业、人脉，游走在世界各地。反观萨拉虽然阔绰，所拥有的不过是这间卧室和她的美貌，美貌如同一张呆板的面具，让她逐渐走向腐败。

“我才是发现他才华的人。”萨拉对特雷莎说。那是一天夜深时，奥利芙在楼上。她们能听到她来回踱步的声音。无论如何，特雷莎渴望能上楼敲门，渴望被允许看看她的画。她强迫自己留在原地，从地板上捡起另一件女式背心。

“一开始是我建议艾萨克为我们画像的，”萨拉继续道，“但是没人感谢我。哈罗德又大笔一挥，远走高飞了。我甚至都没法留住这幅画，因为他肯定是要去卖掉的。他说：‘我们为什么要把它留在这儿呢？这儿只有鸡看得到。’天哪!因为画的是我，而且是我送给他的礼物。”

外面，知了开始了刺耳的合鸣，仿佛令草地也跟着震动起来。特雷莎惊异于萨拉在《井中的圣贾丝塔》中看到的自己。他们难道都看不出来，奥利芙画的是同一个女人吗，她的荣耀和她的绝望？也许，特雷莎猜想，如果你下定决心要用某种角度看待自己，你就会看到你想看的东西——无论证据多么不充分。

“应该把画留下来的，”萨拉说，“对你哥哥来说当然很好，但更重要的是原则。这是他为我们画的画，哈罗德却把它交给了出价更高的人。”

“夫人，艾萨克接受了您的钱吗？”

“没有，”萨拉道，“我试过了。我希望他对佩吉·古根海姆的出价满意，我能说的只有这些了。”

特雷莎知道艾萨克去马拉加领了巴黎寄来的钱，然后直接去工人联盟总部，捐了三分之二的钱来支付那些煽动性的小册子、衣服、失业工人的紧急资助金和食物。某种程度而言，你不得不承认奥利芙的计划行之有效，利用不知情的爸爸当中间人，将她的画转换成了一种政治主张。艾萨克留下了三分之一的钱，让特雷莎很生气。她让哥哥把这些还给奥利芙，但他说是奥利芙让他留着钱的。“我得吃饭，”他说，“我们都得吃饭。还是你想今年接下来都吃老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