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第2/4页）

您说“在所有诗人中，顾城是唯一让我在写完后两次流泪的诗人”，是哪两次让您落泪的，能聊聊这种感触吗？

写到顾城给木耳的诗歌时，我流泪了。那时候木耳才五六岁，而他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即将走向死亡。一个六岁的孩子，没有了父母，而且很可能一辈子承受“父杀母”的回忆，他的将来会是怎么样的？在写到这一部分时，我的女儿也是木耳那个年纪，所以我马上联想到了自己的孩子……

第二次流泪是在我写完全文之后，我想到了自己为写这篇长文所付出的精力，想到了顾城与谢烨童话般美丽又凄惨的人生，真是禁不住悲从中来。诗歌那么美丽，诗人那么单纯，但是美丽与丑陋、单纯与暴烈仅仅一纸之隔，一捅就破，而这就是真实的人生！

对于很多诗人不为人知的一面，很多读者也想知道您是通过什么途径了解的，比如海子卧轨自杀的真相等。

很多人都以为我能力很强，掌握了许多人们所不知道的内幕，其实，我只不过是下的笨功夫比别人多一些而已。我最主要的资料来源仍然是相关当事人的文章、日记、访谈，以及知情者的回忆。与一般的传记作家不同的是，对同一件事情，我会尽可能地找到更多的不同当事人的论述，然后从中找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如果对多种说法拿不定主意，我会将这些说法一一列举出来，让读者自己从中寻找答案。另一部分资料来自于对相关人士的采访和了解。如果说查找文字资料是每个人都能做的，那么，对相关人士的接触、交流与采访则要相对“独家”一些。比如西川在邮件中告诉我海子卧轨时的真实状况，比如柏桦长达十年的畅销书作家生涯，这些内容都是很少人了解的，后者甚至是独家的。还有一个途径，就是我与诗人们的面对面交流，或者时常能够通过各种会议碰面，这就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别人无法替代的角度。能做到这一点，得益于我本身就是一个诗人，平时与很多诗人有交往，这种天然条件使得《一个人的诗歌史》涉及的诗人虽然早已为人熟知，但仍然觉得很新鲜。

在写第一本时，据说您花了七年的时间，是什么力量支撑您完成创作的？

如果连2010年也算上，那就是八年了，因为即使图书出版后，我仍然在不停地修改。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八年来我不是只写这一本书，我还同时写了其他作品。能够把一本不可能畅销的书断断续续地坚持八年，主要是源于自己对诗歌的热爱。我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接触现代诗歌，正是我笔下的这些诗人的作品激励了我、鼓舞了我。另外，我觉得我的性格中有一种很倔强的成分，那就是无论如何也想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而且尽力做好。因此，当我选准了“一个人的诗歌史”这个角度后，我就决心要把它变成现实。

当然，这是一种很“堂皇”的解释。其实我内心里还有另一种解释，那就是：2002年，我结婚了，我的孩子即将在2003年春天诞生，我希望在妻子和孩子面前博取一点虚荣感。直到今天，我仍然很注重这种“虚荣感”，比如我想看书时，会叫女儿刘夏秋冬到书架上拿一本“刘春著”的书来，然后对她说：“希望以后我们家的书架上能够出现一本‘刘夏秋冬著’的书。”有意思的是，第二天，家里就出现了一本“刘夏秋冬著”的书——她把她在小学一年级时的写话本封面上工工整整地写上“刘夏秋冬著”几个字。

《诗歌史3》是否已有面市计划？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都非常支持“诗歌史”系列写作，早在一年前就表示过，只要完稿，都会尽快出版。从2010年《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的出版，到2010年4月的再版，再到12月《诗歌史2》和《诗歌史1》增订版的同时推出，可以看到上海贝贝特的魄力以及这个系列作品的影响力。不过《诗歌史3》仍在创作的过程中，争取在2011年内完成吧。计划中的《诗歌史3》，主要涉及20世纪90年代崛起的一批诗人，着力点不会像《诗歌史1》、《诗歌史2》那样书写诗人的成长经历，而会把重心放在对他们的作品的介绍上，因为这一代诗人在诗艺的追求上与他们的前辈和兄长有很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