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我写的是命运本身

你写《一个人的诗歌史》系列的初衷是什么？

许多人都问过同样的问题，我还是用《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后记里的一段话来回答吧——我对中国诗歌的关注最初是从北岛、顾城、舒婷等“朦胧诗人”开始的，随后就转到了西川、于坚、海子等“第三代诗人”身上。如果说北岛、顾城等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读者心目中的偶像，那么毫无疑问，西川、于坚、欧阳江河、海子、柏桦、韩东等“第三代”是我们“70后”这一代人的明星，我们的成长和阅读和他们密切相关。无论是技艺还是思想层面，“第三代”都值得研究，他们坎坷的人生经历、艰辛的求学道路，他们在几乎无书可读的年代，从“老三篇”、小人书、大字报，从糊墙壁的《人民日报》，甚至从烟盒、招牌、启事、赤脚医生手册、标语、小字条进入文学，最终走进文学史和诗歌史，其中有多少心酸、多少欢乐、多少启示等着我们去分享、品味。为这一代人立传，一直是我内心的愿望，我想用自己的笔，展示新时期以来百转千回的诗歌之河，记录一个时代精英的光荣与梦想。于是，2002年秋天，我向这个愿望迈出了第一步。

在已出版的《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和第二部中，涉及不少著名诗人鲜为人知的一面，在写作中是否曾有过顾虑，或因此受到一些干扰？对这些“隐情”，您又是采取怎样的立场？

受到过一些干扰，比如个别诗人读了初稿后，抱怨我没有论述他们自认为的“重要作品”，或者认为某个章节深度不够，等等。但这种情况与其说是“干扰”，不如说是一种有益的提醒，由此我会反思自己：是不是自己的视角出现偏差、什么地方需要加强理论性，等等。可以说，没有这些“干扰”，已经出版的两部《诗歌史》不会有今天这样的质量和影响。

诚如你所说，比较难以处理的是关于诗人的“隐情”。在这方面，最初，我为自己订立了三个准则：1．当诗人明确表示不希望我提及他的某段往事，而我又觉得那段“隐情”必不可少时，我考虑的不是写不写的问题，而是怎么写才能做到让对方接受而又不影响我的立场。2．如果仅仅通过调整行文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我会很委婉地表达我的意见：缺乏了这些段落，他的形象就不是真实的。我相信任何一个优秀的诗人都不愿意读者把他当完人，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完人，所以，我的书中，必须对他们有所“不敬”。3．如果我的上述建议仍然没有获得理解，那么我会返回来，更加严格地审视自己的材料来源以及可信度，如果是确切无误的，我就只能遵从自己的内心和事实了。

事实上，我的担忧是多余的，这书里，虽然不乏追问、质疑甚至批评的语句，但被我论及的诗人们并没有表示异议。当然，我知道，这并不一定是因为我的意见正确，而是诗人们有容纳不同意见的胸怀。

在《一个人的诗歌史》中，您首次披露顾城杀妻背后的隐情，也直接采访过顾城的姐姐，您是怎样看待顾城的生存状态的？

说我是“首次披露”，这不敢当，顾城杀妻的隐情，其实很多人都“披露”过，只不过各有说法，我只不过是收集的材料多一些、全面一些；同时首先从把顾城当作一个“人”的角度去考虑，而不像有的人那样，在动笔前就给顾城预设了一个“杀人凶手”的身份。所以，和某些“知情者”的文章相比，我的论述更公允，更客观和人性化。

顾城给我的印象，不仅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还是一个心理不够健康的成年人。很多男人可能会悄悄向往过顾城的生活，但他们止于“悄悄”，而顾城却把它变成了事实，这就注定了最终的命运。我和顾城的姐姐顾乡通了两次长话，顾乡对弟弟的爱，以及她对某些“伪知情者”的言论的厌恶，在电话中显露无遗。我一直认为，在“顾城袭妻”事件中，顾城和谢烨之间，没有谁是完全无辜的。当然，我同情顾城，但不会原谅他在最终一刻对妻子举起凶器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