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再担心穷途潦倒,

生活远比往事辽阔

饮酒写诗的人是光荣的

单独饮酒和写诗都不光荣

诗篇中关于饮酒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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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节选)

安石榴

1972年2月生于广西藤县乡下石榴村。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写作,著有诗合集《边缘》,个人诗集《不安》、《钟表的成长之歌》,专题文集《我的深圳地理》等。现居广州。

在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诗人中,安石榴是极其特殊的一个。1991年,安石榴刚刚高中毕业不久,还没写过几行诗。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来自广西藤县石榴村的小青年一开始就表现出相当出色的才华。从那一年起,广西多了一个叫“安石榴”的诗人,而除了特别要好的朋友,他的原名“李高枝”几乎没人知道。

但安石榴最早在全国范围内“扬名立万”的不是诗歌,而是出色的诗歌行动。1998年,他在深圳与来自安徽的潘漠子、来自湖南的谢湘南等诗人创办了《外遇》诗报。这份名字奇怪的内部报纸,最初两期并不显眼,四开四版,多发小圈子同仁作品。但从第三期起,《外遇》无论在版式还是容量上都有了极大的改观。该期以两张大报八个大版推出了二十余个知名诗人的力作。1999年春夏之交出版的第四期《外遇》更激动人心——以三张大报十二个版面推出“中国‘70后’诗歌版图”专号,几乎将目前活跃于诗坛的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诗人“一网打尽”。这是国内诗界“70后”诗人第一次大规模的集结。现在,这一期《外遇》已成为研究“70后”诗人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按照安石榴的设想,第五期《外遇》将推出“中国南方诗人”专号,遗憾的是,由于某些干预因素,诗报不得不悄无声息地停刊。2000年某一天,安石榴在电话里说,近期的日子不大好过。我一直为此事疑惑不解,一个每年出一两期、印刷量不大的内部纯文学小报到底能干出些什么?好在安石榴见多识广,适应力极强,尽管因为一次次的变故而改换工作,但他没有“倒下”。后来的大量事实证明了安石榴超强的社会适应能力。

安石榴是较早闯深圳的诗人之一。早在1993年,国内大部分诗人还在市场经济与缪斯灵光之间摇摆不定,安石榴已成为闯荡深圳的一分子了。不过与大多数南下的诗人一样,没文凭没经济实力的安石榴过得并不顺畅。据我所知,最初,他召集了一批广西老乡在深圳摆地摊,旧衣服、青菜、猪肉……一批批地从价贱的摊点倒腾到能卖出好价钱的市场。两年下来,挣了十来万,野心就大了,想把事业扩张,于是又在几个月内把两年辛苦经营得到的收益“吐”了出去。这种从原地出发,经过高潮后又返回原地的经历,不由得让人想起他那首著名的《二十六区》。在这首形式奇特的诗歌里,“我”从二区出发,经过三区、四区、五区、六区……最后,抵达二十六区(深圳宝安区的一个地名)。在二十六区的一个小店,“我”与朋友喝了几瓶啤酒,然后经过二十五区、二十四区、二十三区、二十二区……最后回到了二区。周而复始,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后来,安石榴在一个街道文化部门谋得了一个职务,编内部刊物兼做文学青年的辅导员。在和安石榴喝酒时,多喝了几杯的他偶尔也会甩一甩长发,夸海口说,现在,不少在珠三角乃至全国叫得出名字的“打工作家”和“打工诗人”当年都经过他手把手地辅导!

安石榴的生活是动荡的,用一个朋友的诗来形容,是“才华横溢但奔波不定的安”。在深圳,他平均每两三个月就搬一次家,起初是生活所迫,搬了几次,就有些上瘾了。于是每每在一个地方住了两个多月后,就心痒难挠,有意识地物色新的目的地。有一篇关于安石榴的报道这样写道:“安石榴在频繁的搬迁中发现了刺激神经的兴奋点。他甚至有意识地使用这一手段探索和研磨这个城市,寻找诗意的灵感,比如凌晨三四点在巴丁街上转,听几个卖花小孩聚在一起商讨如何对付那些不买花的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