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迷失

天性忧郁的人都憎厌人群,但是,无论如何总得寻找一个人。仅仅一个人,这也就够了。悬崖上的孤松,多么向往柔润的雨水能顺着枝丫,弯弯曲曲一直深入它的根部;如果终有一天暴雨如注,却又害怕变成岸柳,——在悠长的岁月中,它早巳习惯于坚硬的岩石与干涩的砂粒了。这样,在事实上,它向往的只能是一朵停云。

有一个人来了又去了。这中间停驻了十三年,欲雨不雨,在另一个人的期望中。

人海茫茫。正如在大海中找不到两朵相同的浪花一样,很难想象,在人群中会寻到质地相同的两颗灵魂。

奇迹出现了。

是音乐契合了他们:柴可夫斯基和梅克夫人。一个创造,一个倾听。“我们只是在距离上是远别的,此外我们便几乎等于一个人;我们对于同一件物事都有同感,而且往往是在同时。”梅克夫人说。

作为“雇主”的扮演者,收购曲谱的人,梅克夫人对于音乐生命的质量,要求十分严苛;可是,当她提出意想中的曲式和主题要求柴可夫斯基创作时,却不忘以女性特有的关怀,唤醒音乐家倦睡的乐思。乐曲完成之后,她那么陶醉于丰美的旋律,仍然不忘报以由衷的赞美,让创造者及时赢取创造的快乐和骄傲。

日日夜夜,梅克夫人的精神深处,到处回应着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她熟悉那里的每一个音符,每一处停顿;熟悉那里每一缕清风,每一簇星光,每一条幽隐的道路……心灵大抵因善感而长于倾听,是故倾听者对艺术的敏感,往往胜于音乐家本人。柴可夫斯基称莫扎特为“阳光灿烂的天才”,她却以鄙夷的口气,说是“伊壁鸠鲁派的莫扎特”;还有瓦格纳,她说他亵渎了艺术,说:“多谢上帝,我们没有瓦格纳,只有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她以异常的穿透力,通过飘忽的音符,把捉音乐家的整个人格。人格是重要的。在她看来,只有音乐家的人格与才能相等时,才能给人以深刻而真挚的印象;相反,音乐家身上没有“人”,作品则愈是音乐化,他愈是一个说谎者,伪善者,剥削者。这是一个具有纯正斯拉夫人血统的女性。在她的身上,除了高尚,分明还透露出一种博大深沉的苦难气质,那是俄罗斯精神的特质;所以,她厌恶莫扎特式的快乐主义,瓦格纳式的形式主义,厌恶炫耀,轻浮,做作,一味的闲雅,而以刻骨铭心的热爱,称柴可夫斯基为“我们的俄罗斯民族作曲家”。对于她,与其说热爱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不如说热爱音乐里的灵魂,俄罗斯的灵魂。

在书信里,梅克夫人称柴可夫斯基为“亲爱的灵魂”,正包含了所有一切。找到这样的知音,于音乐家无疑是一种幸运。柴可夫斯基说:“我笔下写出的每一个音符,都要献给你。”他努力寻找两颗灵魂的共振点,并为此而深感慰藉。梅克夫人倾心于他的灵魂——同时也是自己的内心灵魂——里的声音,她这样诉说听了《斯拉夫进行曲》以后的情愫变化:“我一想到它的作者就某种程度来说是属于我的,我就有说不出的快活——谁也不能把它从我这里夺去。自从我认识你以来,我第一次在非常的环境里听你的作品。在贵族会堂里面,我多少感到有若干敌对,我觉得你更欢喜许多别的友人。但是在这里,在一个新环境里,周围都是陌生者,我感到你更其完全地属于我,我感到谁也不能和我做对手。在这里:我占有,我爱!”对于这种“疯狂的呓语”,柴可大斯基回答说:“当我知道我的音乐深深走进我所爱的人的心里时,这是我一生最快活的时光……”

《第四交响曲》辉煌了整个演奏大厅,然而听众毫无反应,甚至他所有的朋友,多年生活于其中的音乐学院的赫赫有名的教授们。在沙漠一样的噤默与荒凉之中有一个慰安者从天而降——那就是梅克夫人!这个天使,给他打来祝贺的电报,紧随着,又在信中寄出炙热的赞词,称他为俄国音乐的“伟大的建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