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可怜的尤里克20（第2/5页）

“没有，麦克，我没见过。科学支持会送来的吗？”

“不是，那条腿的主人还活着，”他说道，“她昨天做的截肢手术，好像是因为糖尿病。她打电话问能不能只火化一条腿，这应该是我接过的最诡异的一通电话。今天上午克里斯刚去医院把腿取回来。”

“她只火化那条腿，对吗？也就是说，她想要个……预热？”我回答道，我的双关语竟让麦克笑出了声。

“预先加热火化——预热，真有你的。我想起了上周从圣何塞来的家伙，他想抽根烟，结果把自己点着了。预热。”他摇了摇头，继续在电脑前工作。

时机恰当的恶趣味玩笑，凯特琳得一分。六个月来我一直煞费苦心，试图向麦克证明我有一个端正的死亡观，没想到一个笑话就得到了他的信任。

箱子里的脑袋分别属于一个80岁的爷爷和一个78岁的奶奶，每一颗都配有一份冗长的身份鉴定表。表上没有写他们的名字，也没说明他们来自哪里，却提供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信息，比如“一号头颅对贝类、番茄、吗啡和草莓过敏”“二号头颅患有脑癌，有可能引发花粉热”。

两颗脑袋的主人彼此认识的概率应该不大，但我更愿意把他们想象成一对因战争而分离的爱侣。对，比如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最适合给浪漫、狂暴的爱情故事当背景。法国大革命也不错，两人双双死在断头台上。或者也许死于早期美国的边境地区——被印第安人剥头皮？我把冰包移开，偷看了一眼。不行，他们的头皮还在。不管了，反正他们两个要一同躺在柴堆上被烧掉。

我迟疑了一下，又朝他俩瞄了几眼。与其把他们拿出来，不如连同箱子一起火化，这样更方便，不是吗？麦克突然从我身后冒出来。他总是盯着我的一举一动。“冰袋对炉子不好，记得火化前拿掉。”

“那我得先把脑袋拿出来吧？”我问道。

“这个嘛，就要看你的胆量了。”他回答道，双臂交叉在胸前。

克里斯一直忙着用胶带固定折好的纸箱，此时也抬起头来。所有人都看着我。这两颗脑袋令西风员工前所未有地凝聚在一起了。

我小心翼翼地拿起老爷爷的头（头颅一号，对贝类、番茄、吗啡和草莓过敏）。感觉黏糊糊的，比我想象的要沉，和一个保龄球差不多。但由于他的大脑分布不均，一边重一边轻，特别不好拿，得用两只手捧住才行。

“唉，可怜的尤里克。”我看着手里的头颅感叹道。

“是啊是啊，魁魁格21。”克里斯立刻接了一句。关于断首的文学典故，我和克里斯绝对信手拈来，堪称殡葬业即兴相声的典范。

麦克插进来，跟我们聊了一大堆乔·彼得·威特金的故事。威特金是一名另类摄影师，经常徘徊在墨西哥的太平间里拍摄经特殊处理后的死人头。他还让双性人和侏儒装扮成神话里的人物，作为自己镜头下的常客。威特金声称，这些黑暗影像的灵感源泉来自于童年时目睹的一场交通事故——一个小女孩在他眼前身首异处，脑袋滚到他的脚边才停下。麦克攒了一肚子奇人怪事，我们谁都不是他的对手。

我很欣赏头颅一号和头颅二号的主人，他们敢于放弃传统葬礼，也不在乎所谓的死后尊严，坚定地将自己献身科学。真是超前。

这是否意味着我也要捐赠自己的遗体呢？正相反，我真心反对把遗体拆解成这个样子。我无法忍受自己的脑袋待在盒子里，失去了对它的控制。没有人知道我是谁，能代表我的只有我的过敏症。我妈总和我强调，我们怎么处理她的遗体都无所谓：“你们就把我装进一个大口袋里，放在马路牙子上，让收垃圾的直接收走就行。”这可不行，老妈。为科学事业捐赠遗体的确高尚，但一想到遗体将被匿名分配到四处，我就特别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