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艾米的大脑

我终于拎起电话收听那条留言，就是上周四我离开医院时在无意中听到的那个声音，是上了年纪的艾米·贝莱特的年轻的声音。“内森·祖克曼，”她说，“我是在一个叫理查德·克里曼的无赖寄来的一封信里知道了你的地址。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再搭理我，或许你根本不记得我了。我们在一九五六年的马萨诸塞州见过面。是在冬天。我当时是阿西纳学院的学生，E.I.洛诺夫是我的老师。我那时在剑桥工作，而你是夸赛艺术村的新锐作家。那天晚上，我们都在洛诺夫的家里做客。那是在很久以前的伯克希尔山，那天晚上还下了雪。如果你不想回电，我也不会怪你的。”她留下电话号码后挂断了电话。

我再次草率行动，甚至连克里曼的动机都没有去考虑，他的动机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把艾米和我联系起来又能指望得到些什么呢？可我并没有在克里曼身上多费心思，我也没去多想在她从克里曼那里得知我的住址后是什么促使这个虚弱的女人——她的脑瘤没有康复，但也不会立时三刻报销——和我联系的。我也没有考虑我怎么会这么轻易地就去回应她的留言，其实我此刻唯一的念头应该是纠正想要恢复健康的错误想法，回家去继续我的平静生活，而不是待在这里勉为其难。

我拨通了她的号码，就好像它是找回曾经将我们包围的健全的密码；我拨通号码，就好像以逆时针方向旋转了一生，那是再自然再正常不过的行为，就好像重新设定了一下烤炉的时间。我再次恢复了心跳，不是因为我焦急地期待着走进杰米·洛根的世界，而是因为我回想起一九五六年时的艾米，乌黑的头发、幽暗的眼睛和自信的面容——想到她那伶俐的口才、可爱的神情和敏捷的头脑，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只有洛诺夫和文学的世界。

我一边听着电话铃声，一边回想起在小饭馆里看见她脱下那顶褪色的红雨帽露出奇形怪状的头颅，那是不幸的命运留下的打击。“太迟了，”我当时这么想。我起身付了咖啡钱，没去打搅她，就直接离开了。“让她坚强地活下去，不要再去搅扰她了。”

希尔顿宾馆里的一切都是标准式样的，既乏味又平庸，没有任何个性色彩，可我想要联系上她的决心把我拉回到将近五十年前的世界，那时我注视着这个带外国口音的异国情调的姑娘，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子来说，她似乎就是所有问题的答案。我拨通了号码，此刻的我已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人，可我的完整比起别人来可谓不多也不少，一九五六年她遇见我时我还是个新锐作家，到了当下的二〇〇四年，我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旁观者（命运弄人啊！）。然而，我从没像现在等着她接电话时那样觉得自己依然稚气未脱，觉得自己是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觉得自己既一本正经又兴奋好奇，觉得自己充满了荒唐的欲望，到我这把年纪还欲壑难填实在是好笑。当她接起电话，我不知在电话线那头的她是哪一个她：是过去的艾米，还是现在的艾米。声音中传递出一份少女的热情与清新，宛如她就要去参加一场舞会，可是脑袋被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切开这么个情景也实在太恐怖了，恐怖得叫人无法忘怀。

“我在麦迪逊广场和九十六街拐角的小饭馆里看见你了，”艾米说，“我觉得不好意思和你打招呼。你现在可是个重要人物呢。”

“是吗？在我住的乡下可不是。你好吗，艾米？”我问，只字未提我对她的外表的残酷改变感到的震撼，也没说我也一样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没有和她打招呼。“我们相识的那个晚上，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九五六年的那个大雪纷飞之夜。我不知道他到死也没有和他的妻子离婚，直到我看见他的讣告。我还以为他后来和你结婚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