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洲寻梦（第3/10页）

白居易没有想到他这次保荐解元，却在中国文学史上触发了一场没完没了的争讼，卷入其中的除几位当事人外，还有杜牧、元稹、皮日休等诗坛大腕，连后世的苏东坡也站出来为张祜打抱不平，认为白居易有失公允。文坛上的这种纠纷从来就是一笔糊涂账，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莫衷一是。但白居易这次扬徐抑张，看来确实有点问题。张祜的才情胜于徐凝，这几乎可以肯定，就说这一首《题金陵渡》，实在高妙得无可匹敌，不光同代人，即使后人也很难超越。其实张祜并不是着意要写瓜洲，他只是有点失意，有点苦凄凄的冷落，甚至有点心灰意冷，但正是这凄凉落寞中极随意的临窗一望，瓜洲的神韵喷薄而出，沉寂的诗情又在心头澎湃起来，由不得他不写了，而且这一写就成了千古绝唱。诗的性情就是这般乖张，太刻意地追求，往往并不讨好，只落得几分匠气，偏是这有意无意中自然流出来的最见神采。

当然，也有刻意认真写出来的好诗，例如王安石的这首《泊船瓜洲》，其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历来被奉作炼字炼句的经典。据说这个“绿”字原先用过“到”“过”“人”“满”等十几个字，最后才定为“绿”。一般认为，这是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回金陵故居路过瓜洲时所作，且认为“春风”一句暗喻新法实施后，给国家带来的蓬勃生机，而“明月”则表达了盼望东山再起的热切心情。这种解释似乎太牵强，也太政治化了。其实，《泊船瓜洲》只是一首情韵深婉的小品，从情绪上讲，也不像是从京城罢相归来，倒更像第二次起用从金陵北上赴任。一个经历过宦海风涛的人被重新起用，其心情大概会比较复杂，中国的士大夫们有一种颇值得玩味的心态：久居林下便朝思暮想着过过官瘾；可一旦权柄在握，却又感到不如归去。当王安石站在瓜洲渡口回望江南时，其心境大致如此。

可惜的是，这首诗题为《泊船瓜洲》，其实写的并不是瓜洲。站在瓜洲写瓜洲，从来就没有写得好的。历代的许多诗人，包括李白、苏轼这样第一流的大诗人，都在瓜洲泊过船，写过诗，却没有一首超过张祜的那首《题金陵渡》。王安石是聪明人，他知道贴得太近了写不好，干脆来个长焦距，站在瓜洲遥望江南，这一望果然望出点意思来了。

三

但在更多的人眼里，瓜洲并不仅仅是一种诗意的存在。

中国历代的七大古都，其中有两座在江南：南京和杭州，在相当程度上，它们的生命线就维系在瓜洲渡口的樯桅上。北兵南下，长江天堑是一道冷峻的休止符，瓜洲是长江下游的战守要地，瓜洲一失守，京城里的君臣就要打算肉袒出降，要不就收拾细软及早开溜。东晋的事不去说它，南朝兴衰也不去说它，光是赵宋南渡以后，瓜洲的警号曾多少次闯入西子湖畔的舞榭歌台！绍兴三十一年冬天，金主完颜亮的大军刚刚到了瓜洲，赵构就准备“乘桴浮于海”了，多亏了人家搞窝里斗、完颜亮被部下砍了脑袋，赵记龙舟才不曾驶出杭州湾。但在金兵饮马长江的那些日子里，杭州城里的君臣一边往龙舟上搬运坛坛罐罐，一边遥望瓜洲时，那种仓皇凄苦大概不难想见：

初报边烽近石头，

旋闻胡马集瓜洲。

诸公谁听刍荛策，

吾辈空怀畎亩忧。

急雪打窗心共碎，

危楼望远涕俱流。

……

陆游的这首诗写于完颜亮死后的第二年，但想起来还觉得后怕。

定鼎北方的统治者似乎要坦然些，这里的艨艟金鼓大抵不会惊扰他们高枕锦衾间的春梦。瓜洲离他们很远，再往北去，大野漠漠，关山重重，仗还有得打的。但瓜洲离他们又很近，近得可以一伸手就把京师的饭碗敲碎。对于长江运河交汇处的瓜洲来说，最浩大的景观莫过于插着漕运火牌和牙旗的运粮船。在李唐王朝的那个时期，江浙和湖广的米粮，就是从这里北上进入关中的。漕运能否畅通，直接关系到金殿朱楼里的食用。如一时运送不上，皇室和满朝文武便只得“就食东都”——跑到洛阳去。这时候，一切高深的政治权谋和军事韬略都变得毫无意义，剩下的只有人类最原始的一种欲望驱动——找饭吃。“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当沿途的官吏子民诚惶诚恐地瞻仰逶迤东去的仪仗时，他们大抵不会想到这堂皇的背后其实简单不过的道理。但达官贵人们掀起车帘遥望南方时，那眼光中便不能不流泻出相当真诚的无奈和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