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孤独（第3/11页）

1868 年4 月，台湾教案；8 月，扬州教案。

1869 年1 月，酉阳教案；6 月，遵义教案；11 月，安庆教案。

1870 年6 月，天津教案。

单说最近的这次天津教案，事情也实在闹得太大了，一举打死了二十名外国人，烧了法、英、美等国的教堂和育婴堂，连法国领事馆也被付之一炬。事情发生后，列强以炮舰云集津门，向清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清政府慌了手脚，急令在保定养病的直隶总督曾国藩赴津查办，旋又派李鸿章会同办理。这种“查办”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天津知府、知县被莫名其妙地革职充军，又向洋人送上二十颗平民百姓的头颅，外加白银五十万两。曾国藩的这种处置引起了朝野不少人的非议，正巧这时南京发生了“张文祥刺马”事件，清廷便把曾国藩挪了个位子，到南京去当两江总督，让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驻节天津。

这本来只是清代官场中一次由一系列偶然因素促成的人事变动，但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大事和一些人物的命运来说，这次人事变动却至关重要。

李鸿章来到天津是1870 年（同治九年）9 月间，在这以后不久，一个常州人走进了天津直督衙署。他叫盛宣怀，这一年他二十六岁，来投奔中堂大人谋差事。

这情景会使人想起一些潦倒落拓的文士，为生计所迫，走投无路，便怀揣着什么人的荐举信来叩门子，期待着能在权贵帐下当个师爷什么的，好歹混碗饭吃。但眼下的这个常州人似乎不属于这种情况。

他本来可以走向科场，去博取鲜花着锦般的功名。虽然两年前乡试落第，但这不要紧，他才二十六岁，来日方长，十年寒窗，一朝显达，这是不屈不挠的生命搏击，因为一个没有科举功名的白衣秀才，在官场上大抵很难有所作为，特别是盛氏这样的官宦之家，总是把由科举进入仕途作为人生最高构建的。

他本来也可以走向文场，做一个潇洒自在的名士。延陵古邑，有的是文人学子，交几个文友，每日里诗酒往来，就像大观园里的太太小姐那样，今天做个菊花会，明天填首柳絮词，曲水流觞，把酒投壶，何等的风雅惬意。时间长了，把平日里唱和酬酢的诗文拢在一起，刻一本《诗钞》或《文集》，也算不辱没了先人。

他本来还可以走向妓院赌场，像好多世家子弟那样，领略人生的另一种风光。他有这样的条件，父亲做过多年的湖北督粮道，这是个肥得冒油的差事，这些年聚敛的财富实在可观，守着这么一份大家业，足够他挥霍的。“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狎妓则倚红偎翠，豪赌则一掷千金，做一个及时行乐的大家阔少。

但这个常州人走进了直隶总督的衙署，他怀里揣着一份《上李中堂书》，洋洋洒洒地提出了关于兴办路矿、电线、轮船等应时问题。

这时候，大抵天津教案刚刚平息，事情虽然过去了，人杀了，银子也赔了，但作为“会同办理”的李鸿章，心头恐怕别有一番滋味。杀几个不明事理的小民百姓固然无所谓，但总是向洋人赔银子终究不是办法。“十赔九不足”，人家的胃口越来越大，长此以往，还不把大清国都赔光了？李鸿章的这种心态，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连残暴昏聩的西太后也感觉到这一点。请听听她与曾纪泽（曾国藩之子）的一段对话。

曾纪泽：“中国臣民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为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恨。”

慈禧：“可不是么！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是要慢慢自强起来。你方才的话，说得很明白，断非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