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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清醒或是困倦，我都是一样的法官。”科密沃什平静、冷漠地说。他的声音不带丝毫高傲与恼怒。医生抬眼望着他。“哦，请原谅，”医生道歉说，语气中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歉意激怒了科密沃什，“我当然不是那么想的，我当然不敢让你念及旧情……”这时，法官全神贯注地听着，进行专业的评判。他熟悉这声音。这狡诈、欺瞒、虚伪的声音，它透着尊敬和歉意：这是被告常有的表现。每个被告都生活在法官面前。“你听着，”他声音干涩、尖锐，语调抑扬顿挫，就像他在庭审现场一般发话了，“我还不是很清楚你带来什么了。我对你的……对你的印象有点儿模糊。已经深更半夜。老实说，我不习惯……从来没有这种事，没有跟任何人……我们已经很久没见了。到头来，你还是我的朋友。说起来，你还是我年轻时的朋友。就像你之前说的那样……你妻子……你妻子她……我都听到了些什么？现在，你来找我，坐在这儿。说说你自己吧，假如你一定要这样的话。发表一下对判决的意见吧……你别介意，就是聊一聊。你也不敢真的谈论些什么……没有这种同时具备两种特点的法官。深夜，只有一个法官，那就是良心。我晚上不办公。城里的政府机关可以帮助你。你说，判决。你需要判决。判决是神圣、伟大的，朋友。我没法依据现场的氛围和当事人的自白作出判决。判决，是崇高的。我们，人民，法官和被告，我们只是工具。作出判决的，则是他者。”沉默。他的声音生硬地敲击着冰冷的房间。医生低头——也许，他一直保持着这种令人猜疑的“卑躬屈膝”之态——听着。克里斯托弗低声轻缓地说： “你不用对法官有所期待。也不用想在这个钟点聊什么。但假如你需要朋友的帮助……我不会离开的，我会一直在这里听你倾诉。振作起来，老兄。不管发生什么，我们一定要有个人样，像个体面的匈牙利基督徒。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我是了解你的。你存在于我的记忆中。你不可能有罪。你说的这件可怕的事，我不相信……你要知道，我不相信。如果是真的，那么……那么我也不能帮你。现在不能，明天不能，永远都不能。就像你说的，法官不能帮你。但作为个人，我可以为你提供建议……我们是人。但这并不是在帮你脱离困境。”他谨慎地结束了自己的话。他疲乏至极，嗓子已经发不出声音。他很久没有这么对着一个人长篇大论地谈话了。医生眼神专注地望向他。这眼神透出狡猾和欺瞒。这是一种“卑微”、罪恶的眼神……“这里一定还有些什么。”他紧张、不悦地说。“这里一定还有些什么。”这时，医生古怪地重复道。“有些东西是你没有理解的。你不想当法官了？你不能？不允许？请问？”这句空洞的“请问？”触动了法官的神经。他动了动，想要站起来，驱逐这位夜半来客。他想，谁都无权惹恼我，谁都无权这么对我说话。不论他是否杀了人，都无权探听我的想法。不过，医生固执地步步逼近，急切地继续说道： “你应该忘了你坐在这儿成为证人。你问我为什么来找你？我来回答你。”但他并没回答。他忘我地把手举向嘴边，用手碰了碰下嘴唇；动作幼稚，显得有些笨拙。“你看，克里斯托弗，”他用略微亲切的口吻直接说道，“这一刻，我还有控制能力。我可以自杀，比如去卧轨，可以逃跑，我可以到隔壁的警察局去自首。此时此刻，我在决定是活还是死。现在你明白这个夜晚对我来说是多么宝贵、多么无价了吗？每一分钟都是。我要向你坦白，我口袋中就揣着护照，护照和钱。我离开那儿之前……离开家之前……我把今晚可能要用到的一切都装进了口袋。护照、钱，还有……是的，还有这些。”他伸手从裤袋掏出东西，在书桌上一字排开：一只旧皮夹、一本棕色封面的护照、一个灌满无色液体的小瓶子和一把小刀。法官几乎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不动声色地看着这些物品。他同情地说： “你不觉得把这些东西都放在这儿，有些太幼稚了吗？”医生的手僵在半空。“幼稚？你是想说，我身体中的意志已经消失，我是懦夫，想要退缩？一个想死的人就不能摆东西了？可我并不想死。如果还能活着……假如还有什么办法，任何办法……”法官这时完全以俯视的姿态审视着这些物品、这个陌生的人。“还有比死亡更坏的事，”他平静、客观地说，“你把这些东西收起来吧。”此刻，他们第一次对视，他的身体向医生微倾，目光如炬，略带些疑虑，也带着决绝，仿佛手中握着武器，法官觉得自己头脑充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