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传阅函件（第5/11页）

那种高度热情，激烈憎恨，而且完全无法形容的野蛮时代，已被我们忘得一干二净了。这真是难以理解的事，因为它与我们一切制度的起源曾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曾是这些制度成立的基础和原因。一位讽刺家也许可将这种记忆的丧失比作那些暴发户冒险家的健忘：一旦争得贵族的标记之后，便把他们原有的出生和家系置诸脑后了。

且让我们继续将那些战争样的时期稍稍叙述一下。我曾读过它们的许多文献，但我的兴趣不在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和被摧毁的都市，而是在于当时知识分子的态度。他们面临的是一种艰苦的时代，多半难以苟延残喘。学者和教士间皆有因此而以身相殉的人，而此种殉身的范例，即使在那个已经习惯于残暴的时期，亦非完全没有一些影响。尤其于此的是，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向那个暴力时代的压力低头了。有些人竖起白旗之后，便以他们的才能、知识，以及技术听候当时的统治者发落——且让我们温习一下麻萨矶地共和国（the Republic 0f the Massaetes）一位大学教授所说的一句名言：“一加二等于几？只有将军阁下，而非全体教授，可以斟酌决定。”其他的人则以一种合理的安全方式尽力奋斗，发表抗议文章。根据柴根豪斯报道，当时，一位世界知名的作家，所签这类的抗议书、警告书、讲理书等，单是一年之间，就有两百多篇——实际的数字可能还不止此。但绝大多数的人，不但学会了缄口的妙诀，同时也学到了忍饥耐寒、乞食避警的办法。他们英年早逝，受到生者的羡慕。自取其命者，不计其数。不用说，身为学者或作家，既无乐趣可言，亦非荣誉之事；投身统治者，设计标语口号的人，虽然有官可做，有饭可吃，但不仅吞尽同类上司的窝囊之气，免不了还得受自己良心的责备；不愿卑颜屈膝的人，只有忍饥挨冻的一途，不得已铤而走险，沦为盗匪之类，不是死于非命，就是受到放逐。一种残忍无情、令人难以置信的大扫除，于焉展开。未为当道与战争直接服务的科学研究工作，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整个的教育制度，亦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大国的历史，凡是照它本身法则写出的篇章，都会受到任何的修改和删削，只有历史哲学和副刊主义支配它的领域。

此种情形，已经说得够多够细了。总而言之，那是野蛮而又狂暴的时代，是人民与政党，老与少，红与黑不再互认的混乱的巴比伦时代。等到血流够了，脸丢够了之后，那个时代也告终了：于是逐渐地，人们愈来愈渴望理性，渴望恢复共同的语言，渴望秩序、道德、合法的标准，渴求一种字母顺序和九九乘法表，而不再由当权集团任意规定和改变。人们渴求真理和正义，渴求理性，要求克服混乱的愿望随之而起。在这个只关心表面事物的狂暴时代终了之后的真空状态之中，在这种普遍锐意渴求开创新局面和恢复旧秩序的需要之下，我们卡斯达里于是应运而生。这群微不足道，已经饿得半死，但仍勇敢不屈的真正思想家，于是开始感到了他们本身的潜力。他们以英勇的苦行和自律着手建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机构。他们在每一个地方，甚至在最小的小组之中，重新展开他们的工作，将那些宣传的垃圾扫除干净。他们从最低的底层开始重建知性的生活、教育、研究与文化。

他们的心血没有白费。他们白手成家，凭着百折不挠的勇气，终于创建了一座辉煌的大厦。经过数代的努力，他们建立了教会组织、教育委员会、英才学校、档案处、资料室、技术学院、讲习班，以及玻璃珠戏。而今，我们以继承人的身份住在一座过于堂皇的大厦之中。且让我们重说一次，而今我们住在它的里面，犹如一批颇为不快而又自满的贵宾。如今，我们既不想知道当年奠基时所献的重大人类牺牲，亦不想知道为了荫被我们后代所受的种种磨难，更不想晓得当时支持或容许建筑这栋大楼的历史——尽管这个历史如今不但仍然支持并容忍着我们，而且还会支持并容忍我们后面的许多卡斯达里人和导师，但它迟早终会推倒并吞掉我们这座建筑，就像推倒并吞没它曾容许成长的其他一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