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珠游戏向圈外人士简介它的历史发展（第4/15页）

虽然，我们如此将玻璃珠戏的观念视为永恒常住的东西，故而认为它在成真很久之前就已存在于那些隐约的激动之中，但它之以吾人今日所知的形式出现，却也有其明确的历史轨迹可寻。下面，我们就试着将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做一个简单的陈述。

此种知识运动（其成果颇多，就中以组织与玻璃珠戏本身的成立为最）的发端，可以溯自文学史家普尼略斯·柴根豪斯（Plinius Ziegenhalss）所指的“副刊时代”（the Age of the Feuilleton），因为它与这个名称一同流传了下来。这类的名称相当漂亮，但也有其危险性：经常诱使吾人对我们所指的那个时代作偏颇不实的观察。事实上，所谓“副刊时代”，并不是没有软化的时代，甚至也不是知识上的贫乏期。不过，假如我们相信柴氏所言不虚的话，那个时代对于与软化有关的东西只有极为模糊的认识而已。或者，换句话说，那个时代还不知道如何在生活与国家体制之间派给文化以适当的地位。坦白说来，对于那个时代我们所知确实很少——尽管它是使得我们今日文化生活不同凡响的近乎每一样东西所由滋生的土壤。

据柴根豪斯说，那是一个十分“粗俗”的时期，几乎为一种肆无忌惮的个人主义所独占。从柴氏的描述中列举一些与它相关的特色。借以烘托当时的气氛，则我们至少可以确信，那些特色并未经过胡乱杜撰、东拉西扯，或夸张瞎说。我们之所以从这位学者求取线索，是因为，直到现在为止，他是认真探究副刊时代的唯一史家。但我们必须记住的是，在阅读下文的时候，对这个遥远时代的错误和野蛮不可嗤之以鼻，否则的话，那不仅是轻率，而且是愚昧之举。

自从中世纪结束之后，欧洲的知识生活似乎一直沿着两条主要路线发展下来。其一是思想解放与信仰自由，摆脱一切权威的支配。实际上，这是理性的斗争，它终于感到，反对罗马教会统治，争取本身独立的时代已经来到了；与此相反的另一个倾向，是悄悄而又积极地寻求一种手段，以理性的本身建立一个崭新而又胜任的权威，以使此种自由获得它的合法地位。我们不妨概括地说，心灵终于赢得了这场往往极为矛盾的战斗，此盖由于这两个目标基本上是互不相容的。这场战争系由无数牺牲而来，值得吗？我们目前的心灵生活结构得到充分发展了吗？能够持续到足够的程度吗？所有这些牺牲，这些痛苦、动乱，以及反常的变态：审判异端，实施火刑，导致科学“英才”发疯或自杀，值得吗？对于我们而言，这是不容置疑的问题。历史已经如实写了下来。不论它是好是坏，不论它的发生要得要不得，不论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它已有了“意义”——所有这些，如今皆已了不相干。总之，为了人类知识“自由”而作的斗争，终于“发生”了，而到了前面所述的“副刊时代”，人们终于得到了极度的知识自由——自由得几乎使他们感到难以忍受。此盖由于，他们虽然完全废除了教会的“守护权”，甚至还部分地摆脱了国家的“保护权”，但他们却未能制定一套他们能够遵守的真正法律——一种新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对于那个时期所发生的知识的堕落、腐败，乃至自欺，柴根豪斯曾经列举了若干令人咋舌的实例。

我们得坦白承认，所谓“副刊时代”，它的作品如何，我们实在无法给它一个确切的描述。它们在每日的报纸上似乎成为一个颇为吃香的部分，销路有数百万份之多，是缺乏软化的读者的精神食粮的主要来源。它们所报道或“闲聊”的知识项目，有一千零一种之多。尤甚于此的是，在它们的作家中，较有才智的人似乎都取笑他们自己的作品。但无论如何，柴根豪斯认为，许多这样的作品，由于非常难以理解，只可视为作者本身的一种自我解嘲。很可能的是，这些粗制滥造的作品里，确实含有一些讽古和自嘲的东西，除非重新找到它们的关键所在，否则无法理解。这些琐屑的制造者，有的是属于报馆的同仁，有的是属于自由投稿者的代书。他们往往享有响亮的“作家”头衔，但其中也有不少似乎属于学者阶层。著名的大学教授，为数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