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旧事

傍晚时分,我午睡醒来,妻子靠在床头,说:“《从文家书》读完了。”她把书递给我,我顺手一翻,见到这段话: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北京城南一带,我从没去过。从车窗里往外望去,颇有点旧事味道。沿着红砖墙,我奇怪,怎么不是灰墙,汽车在胡同里拐弯:几棵小槐树下,坐着两位老头。一位老头穿着花短裤,很花,但花得古气,像尘封的扬州漆器。张兆和先生就住在这一带——我与妻子是初次拜访,曾蔷牵头。曾蔷开着车,她说:“我才学会五个月,你们不怕吧。”

几个月前,某出版社编辑老曹,问我如写五四时期作家,愿意写谁,我答沈从文或废名。老曹认为废名照片、材料很少,沈从文多,他说你就写沈从文。这是酒后闲谈,我并没往心里去。不料没多久,老曹就来和我签合同了。这本书要求图文并茂,就得去找沈从文照片,对这类事,我很怕。尽管张兆和在苏州生活多年,我硬凑上去的话,也算是个老乡,但我从没转过一见她的念头,因为读过她的随笔,见过她的照片,也就知足。这回只得托人找她,求见个面。开始不是很顺利,与她熟悉的一位老前辈,把这事承诺下来,突然血压高住进医院。一次同几位朋友喝酒,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才知道曾蔷与张兆和先生有来往。曾蔷是三联书店编辑,编辑过张家姐妹的书籍。曾蔷气质高贵,为人热诚,几个电话打下来,就约好本星期天上午去张兆和先生家里。

上午的天气,有些阴,空中已秋味半盛。我下车,一抬头,是幢高层建筑。“沈从文先生住过这楼吗?”我问曾蔷,曾蔷说:“他就是在这里故世的。”我还是很疑惑,在我印象里,沈老先生在湘西住的是吊脚楼,在北京住的是四合院。……一些人走进楼门,手拿托着冬瓜、豇豆、西葫芦……这个时候,正是买菜时候。蔬菜给了这幢水泥建筑一些活泼气息。有门卫,还有开电梯的,楼道里很干净。电梯门一打开,许多年前,如果正巧遇到沈从文先生走出来——我想我会羞怯,所以也就不会向他问好。

张兆和先生见我们走进客厅,就要从扶手椅上站起身,忙被我们劝住。曾蔷喊她奶奶,我喊不出口,我与妻子都喊她张先生。张先生听说我是苏州人,就讲起她父亲,她父亲在苏州创办乐益女中。她说:“我父亲常常改名,所以有许多名字。”张兆和先生瘦小,清爽,仿佛元人的一幅山水图:笔细细的,墨枯枯的,平淡而又明洁。苇叶瑟瑟,有风声,但不见寒衰之意。在秋水之中,在看不见的地方,游动着几尾淡墨的小鱼,或一头赤鲤。张先生端坐扶手椅中,已是八九十岁的人了,腰板还挺直。她的坐姿一点也不显老。

山中的回声,水上的桨声,烟影,月痕。无端地,我脑子里是这些想法。

我坐在张先生左侧,中间,隔着件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高大,长方,裹着块蓝印花布,以至我不敢把茶杯放在上面。我把茶杯放在脚边。弯腰取杯,被张先生看到了,她说:可以搁上面。拙厚的瓷杯,在蓝印花布上,像翠翠梦里的边城。事后我想。

张先生说,她小时候调皮,不爱上学,但一到学校,就高兴了。学校有个大平台,她就跑到平台上去唱歌跳舞。唱情歌。我没听清她讲,是保姆还是高年级学生,教她一支情歌,逗她,她也不懂,搬起小板凳,坐上平台放声高唱。平台上有栏杆,高高的,只有她一个人敢在栏杆上走,边走边笑。张先生说,她还留过级。我问小学还是中学,张先生想想,没有回答,大概自己也已忘记,接着就对我说她上课时吃烤白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