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人名堂 24

布宜诺斯艾利斯

阿尔方索·拉米雷兹原本早就该死了。他毫无疑问是全阿根廷乃至全拉丁美洲最有勇气的人。作为一名激进的记者和作家，他毕生的事业就是打破壁垒，将阿根廷杀人害命的历史公布于天下。由于考虑到如果受雇于阿根廷出版界会太危险、太有争议，他的大部分著述都是在美国和欧洲出版的。除了政界和金融界的精英，绝少有阿根廷人读过拉米雷兹著作的只言片语。

他亲身经历过阿根廷的血腥岁月。在“肮脏战争”[1]期间，他由于反对军事执政团而进了监狱，在狱中九个月，几乎被虐待至死。他的妻子是左翼政治活动家，她被一支军人敢死队绑架，又活生生从飞机上扔下来，摔进了冰冷的南大西洋。如果不是由于国际特赦组织的干预，拉米雷兹一定也会遭遇同样的厄运。所幸，他获释了，饱受摧残后变得面目全非。出狱后，他重新向军政府发起圣战。1983年，他们下台了，一个民选产生的平民政府取而代之。拉米雷玆帮助新政府在审判中指证了数十名军官，揭露了他们在“肮脏战争”中的罪行。这其中就有一位上校，正是他将阿尔方索·拉米雷兹的妻子投入了大海。

近年来，拉米雷兹将他的卓越能力献给了另一项工作——揭露阿根廷历史上又一个不愉快的章节，这是一段政府、媒体、大多数民众都选择性忽略的历史。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瓦解之后，数以千计的战争罪犯，有德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克罗地亚人，纷纷涌入阿根廷，而且前有庇隆政府的热情接受，后有梵蒂冈教廷乐此不疲的支持。拉米雷兹在阿根廷人中是遭到蔑视的，因为纳粹主义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他的工作被认为是有害的，就像他此前调查那些将军们一样。他的办公室曾两次被投掷燃烧弹，他的邮件里也多次藏了炸弹，以至于邮政部门拒绝处理他的邮件。如果不是摩西·里弗林的介绍，加百列估计拉米雷兹多半不会同意和他会面。

结果，拉米雷兹欣然接受了午餐的邀请，还推荐了一家圣太摩的社区咖啡馆。咖啡馆里铺着黑白相间的象棋格子地板，店里无规则地摆放着木质方桌。四壁刷了白浆，贴墙摆着架子，架上配着一只只空酒瓶。巨大的店门面向喧闹的街道，人行道的帆布雨篷下也摆着儿张桌子。三台吊顶风扇搅动着沉沉的空气。一只德国牧羊犬趴在吧台脚下，正喘着气。加百列于两点三十分到达。阿根廷人迟到了。

一月的阿根廷正值盛夏，酷暑令人难以忍受。加百列在耶斯列谷地长大，又经历过威尼斯的夏季，所以早已习惯了炎热的天气。然而他几天前才去过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区，气候的强烈反差让他的身体经受了不小的考验。热浪从车来人往的街上蒸起，从咖啡馆敞开的大门涌进来。每经过一辆大卡车，温度似乎都会升高一两度。加百列没有摘下太阳镜。他的衬衫紧紧地贴在脊背上。

他喝着冰水，嚼着一片柠檬皮，望着马路。他的目光在基娅拉身上短暂地停了一会儿。她正在呷着一份堪贝利开胃酒兑苏打水，无精打采地吃着一盘肉馅卷饼。她穿着短裤，一双长腿露在阳光下，大腿处有些晒伤了。她的头发散乱地蜷曲成一团团小卷。一滴汗水缓缓地沿着她的颈背部流下来，溜进了她的无袖衫里。她的左手戴着手表，这是个预先定好的暗号。左手戴表示意没有发现跟踪监视，不过加百列清楚，即使像基娅拉这样的特工，要想在圣太摩的人群中发现一位专业高手也是件棘手的事。

拉米雷兹直到三点才姗姗来迟，也没有道歉。他是个高大魁梧的男人，额头宽厚，胡须浓重。加百列找寻着酷刑留下的伤疤，但没找到。拉米雷兹开口点了两份肉排和一瓶红酒，嗓音和蔼，音量很高，似乎连架子上的酒瓶都为之震动。热浪严酷，加百列觉得红酒和牛排未必是明智的选择。拉米雷兹却认为这样的问题似乎构成了侮辱。“牛肉是这个国家里最真实的东西之一了，”他说，“而且还是国家经济运转的一种方式……”他余下的话淹没在一辆路过的水泥车的噪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