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时代的小说 2010年5月20日在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上的演讲（第4/9页）

其实，这样一种与大众传媒的复杂关系，并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它只是在今天表现得更加突出而已。照钱穆老先生的说法，在现实中发现问题，可以到历史中寻找答案。答案不一定能找到，也不一定管用，但起码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说到历史上文学与传媒的关系，那例子太多了。比如，我们现在公认的西方现代小说的鼻祖福娄拜的小说，就与大众传媒有着深刻的关联。包法利夫人的故事最早就是从报纸上来的嘛。我看过一部福楼拜的传记，叫《福楼拜的鹦鹉》，里面对福楼拜与传媒的关系也有很多描述，福楼拜作为一个作家真是生于斯死于斯，生于媒体死于媒体。比如，现在我们也很难想象，如果来自没有大众传媒的刺激，鲁迅的小说会是什么样子？先不说鲁迅的杂文都发表在当时的报纸上，杂文嘛，他要立竿见影，要一针见血，要痛打落水狗，所以选择报纸可以理解。但鲁迅的小说，他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也都是在报纸上连载的。而且因为报纸版面的变化，编辑工作的调动，鲁迅可以随时调整每个段落的字数。如果不是因为编辑催稿过急，阿Q先生还可能多活几天呢。他要是多活几天的话，谁知道阿Q身上还会发生什么故事，说不定鲁迅先生不让他死呢，让他成为一个死而不僵的人呢。果真如此，我们从阿Q身上发掘出来的对于所谓的国民性的认识，与今天会有很多不同。因为鲁迅和福楼拜的例子，我们是否可以稍微胆大一点，来下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无论是中国现代小说还是西方现代小说，它的肇兴都与现代传媒有密切的关系。没有现代传媒的介入，就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现代小说，现代小说其实也是现代传媒发展的重要成就。

鲁迅这样的作家，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似乎还可以理解。那么另外一些作家，另外一些在我们看来是桃花源中人的作家，比如沈从文，他也会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而且他看世界的方式，他想象世界的方式，他表达世界的方式，他的小说文体都与大众传媒的影响密不可分。但非常奇怪，我们往往会忽略这一点。为什么会忽略？因为他的小说文体与大众传媒的关系非常隐蔽。沈从文只写了一部长篇，就是《长河》。《长河》最早也是报纸上发表的，是发表在香港的报纸《星岛日报》副刊上面，时间是1938年，从8月连载到11月。最近，因为我的那部写乡土生活的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再版，有人问到我对乡土文学的看法。我不能乱说啊，就把沈从文、赵树理的小说看了一些。沈从文的小说我看的就是《长河》。《长河》出单行本的时候，沈从文又写了个题记，讲了写这部小说的缘起。他讲到民国二十三年的冬天，他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这个时候他离开凤凰已经十八年了。所以他说，他一进入凤凰，发现什么都变了，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乡村社会的那种正直朴素，那种人情美，几乎消失殆尽。然后，他提到了“现代”二字，他说“现代”二字到了湘西，显得非常具体。怎么具体呢？就是原来抽水烟的，现在改抽纸烟了，人们现在也开始吃罐头了。同时，政治生活中的公文八股，也进入了人们的交际，进入了人们的日常口语。然后，他荡开一笔，又提到了他最著名的《边城》。他讲到了他为什么写《边城》，说自己写《边城》，是为了将“过去”和“当前”进行对照，他要提出的是民族品德的消失和重造问题。我们可以注意到他前面提到“人情美”这个词。写人情，写情义，这是中国小说的最重要的主题，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所以他这里说的是民族品德的消失和重造问题，起码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他对人情美的吁求。他接着又说，他还要将写《边城》的路走下去，把最近二十年来当地农民怎么被时代大力压扁扭曲失去了原有的素朴的样子，加以解剖和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