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文学遗产

梁鸿:现在重提八十年代,好像是在回望一个黄金时代,那是西方思想,无论是美学哲学还是文学,在中国的全盛时期。可以说,中国作家如今的创作思想、美学理念及背后的世界观哲学观都与此密不可分。那时候你正在上大学,谈谈你的读书情况及当时的氛围。

李洱:八十年代的确是各种思想交汇、吸纳的时代。但现在看来,八十年代读书,完全是一种误读式的阅读。我们缺什么就看到什么,缺形式吗?好,从罗伯·格里耶、马尔克斯那里看到的都是形式。每天都有一个西方的人进来,今天是弗洛伊德,明天是荣格,后天是卡西尔;今天是纪德,明天是博尔赫斯,后天是杜拉斯。学校的书店里,每天都是人头攒动。人们进去,抱一堆看不懂的书出来,肚子扛着,下巴抵着,回到寝室用蚊帐罩着,晚上很激动地打开书,但刚看了两页就呼呼大睡。很常见的现象。

梁鸿:都是西方的书吧?

李洱:东方的也有啊,当然是日本的,主要是川端和三岛由纪夫。当年我非常喜欢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也不仅是文学书,比如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还有《走向未来》丛书。华东师大,尤其是华东师大的中文系,八十年代的时候在全国是领风气之先的,出了很多作家、批评家、编辑家、出版家,那是一所开明的学府,气氛很宽松。当然也有中国的书影响很大,像李泽厚的书,主要是他的那本《美的历程》。

梁鸿:这一代作家很难摆脱西方的影响。八十年代思想大解放带来文学的繁荣,造成了文学的丰富,但是也把中国文学给框了起来,成了西方文学的附庸与影子,总能找到某种对应。

李洱:下结论还是应该小心。我举个例子吧,很有意思。比如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被很多人认为是受马尔克斯的影响。但莫言那时候并没有读过马尔克斯的作品。当然,他可能听到过只言片语。一个杰出的作家,能够从只言片语中很快领悟其中的精髓。我说的有意思,是指马尔克斯本人又非常喜欢莫言的作品,他认为莫言太棒了,并且给莫言写过书评。马尔克斯说,他认为他应该写出这样的小说。我再举一个例子,八十年代末,李陀他们组织人翻译中国八十年代作家作品,出了作品集。西方的一些重要作家看了非常吃惊,认为那些作品具有很高的文学成就。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我们的文学就是西方文学的附庸和影子。那种影响当然是有的,如果那是一种积极的影响,如果阅读那些作品,能够激发起我们自己的想象力,能够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审视自身的经验,我觉得这是大好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之前我们的文学对历史的想象,全是《红旗谱》、《小兵张嘎》、《青春之歌》一类的。试想一下,当一个作家看到马尔克斯的叙事,看到历史还可以如此理解的时候,那对作家的冲击是无法想象的,说震惊,应该是毫不过分的。那就类似于让一个没有见过女人的童男子进入妓院。他能从这种震惊中醒过神来,然后稳住神,继续写作,这就像让那个童男子恢复了爱的能力,很不容易的。也有一帮人被吓倒了,从此以后只能成为最好的文学鉴赏家。但这帮人坚持下来了,并逐渐形成了找到了自己的主题,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拥有了自己的读者,产生了自己的影响。这确实很不容易。所以,我认为对当代作家应该宽容一点。对中国文学的不满足,首先是作家对自己的不满足,这一点无须怀疑。一般的读者当然可以随意发表看法,但专业读者发表看法的时候,还是谨慎为好。

梁鸿:李建军对莫言的创作,对贾平凹的小说,几乎是全盘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