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袋妇的一支蜡烛（第4/15页）

我一直没想过要推掉这笔钱。早在开始任职警察时我就归结出一条准则；有人把钱摆到你手上时，你要弯起手指拿住钞票放进口袋。这门功课我学得精通，历年来于应用过程中亦未曾发生过让我心生悔意的状况。我绝不摊出两手在外晃荡，也没有收过毒品或者命案相关的钱，不过所有送上门来的干净贿款以及某些无法通过烦琐检验的金额我都曾入袋为安。如果玛莉·艾丽丝觉得我值一千两百美金的话，我又有什么资格争辩？

啊，然而这次的结果却不是那样。不知怎么，这笔钱搞得我坐立难安。

早餐之后，我走到圣保罗教堂。由于当时正在进行仪式，有位神父在做弥撒，所以我没留下来。我走到五十三街的摩尔人圣班尼狄教堂，在后头的长椅子上坐了几分钟。我去教堂是为了思考，我会尝试，不过我的脑袋却不太知道该往哪儿转。

我把六张二十块塞进奉献箱。我捐出十分之一的收入，一如《圣经》所说。这是我离开警局后养成的习惯，而且我还是搞不清自己干吗这么做。天知道吧。要不也许上帝也跟我一样摸不着脑。不过这回这么做还真是达到了平衡作用：玛莉·艾丽丝·雷菲德给了我一千两百块，原因叫人疑惑；而我把十分之一的佣金给了教堂，原因也是同样难解。

我出门前驻足为几个离世的人点上蜡烛。其中一支是给袋妇的。我看不出这对她会有什么好处，不过同理我也想不出对她会有什么坏处。

那桩命案发生后我读过一些相关报道。犯罪故事我通常都会注意，我体内有一部分显然还是坚持着警察身份。这会儿我走向四十二街的图书馆，想要擦亮我的记忆。

《纽约时报》的社会版登了两篇相关的简短报道，头一篇叙述一位身份不明的女游民惨遭杀害，第二篇透露了她的姓名年龄等资料。死时她四十七岁。这叫我惊讶，然后我才想到，其实不管什么数字都会叫我诧愕。游民和袋妇是没有年龄的。玛莉·艾丽丝·雷菲德也许三十，也许六十，或在两者之间都有可能。

《日报》登的一篇报道比《时报》来得详尽，清楚算出刀戳了几下——共计二十六下；并且描述了圈在她脖子上的围巾——蓝白相间，名家设计的图案，不过边沿破烂，显然来自垃圾桶。我记得这就是我先前读过的报道。

不过《邮报》才真是拿了这个题目大做文章。当时正值该报的新任老板上台，众位编辑戮力以赴发掘人性——而这通常的意思就是性与暴力。女性遭到残杀兼顾了这两项议题，而她作风独特又更添加不少风味。如果他们得知她是女继承人的话，想必可以攻上三版，不过即便不知道，他们的报道也算是可圈可点。

他们头一天登了篇直来直往的报道，只是略加装饰提到血流多少她穿什么衣服以及她被人发现的那条巷子有什么垃圾等等。第二天的记者竭力赚取眼泪，访问了该区的住户，记录下他们的感叹以及哀伤。其中只有几个人点出名字，叫人不得不心生疑惑：某些发人深省的精湛语句应属记者虚构，然后套用在没有点名亦不存在的路人身上。另外有篇剖绘侧写，假想会有一群又一群的袋妇惨遭相同命运，幸好结果证明此人纯属多虑。这名小丑自称跑到西区各处采访袋妇，询问她们担不担心即将惨死刀下。希望他是信口胡说，没有真去骚扰袋妇。

总之事情便是到此为止。凶手没再出击，众家报社于焉鸣鼓收兵停止报道。好消息可上不了报。

我从图书馆走回家。天气甚佳。风儿把天空所有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吹跑了，所以头顶上只见一片纯蓝。空气中果真还有一些空气，这是平日没有的景况。我走在四十二街上往西行，走在百老汇大道上往北移，然后我便开始数算路上有多少流浪汉——酒鬼疯子以及无法归类的游民。走到临近五十七街时，我发现这类人口的比例大增。每个小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类浮萍与渣滓，而春天就是他们的活跃期。冬天把其中某些人赶到南方，把某些赶到收容所，另外还有一部分则死于暴寒，但当太阳晒暖人行道的时候，他们多半就又回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