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存档-3 女人穆天宁（第3/13页）

于是我得到了一个没有期限的带薪假期，收入没有多少减损，蒋不凡擅自在一些案宗的经办人上写了我的名字，以便我能拿到相应的奖金。换句话说，从表面上看，我在休假的时间里也神出鬼没地破了不少案子。而面对人生的第一次如此漫长的无事可做，除了每天晚上睡在父亲的单人病房里，白天中午醒来之后，我便去公园或者书店打发时光。

和安歌分别的那条长椅，我在警校念书的时候也经常会去坐一坐。面对着湖水和远处的树林，清空自己的思绪，然后把安歌引进来，放在脑海的中央。虽然这么多年来，我没有放弃寻找她的努力，可还是没有一点线索。她的父母卖掉了皇姑区岐山路上的房子，搬到了国外，不过是搬去了两个不同的国家，因为两人已经在安歌失踪不久之后宣布离婚。我没有就此放松对于这两个人的关注，防止安歌暗地里联系他们其中的某一个而我没有知道。但是看来安歌并没有这么做。她的父亲在付了他那几个学生一大笔赔偿金之后去了美国，并在美国获得了很大的声誉，而声誉也同时助长了他风流成性的行事风格。他在两起和幼女有关的丑闻中成为被告，但是都成功脱身，原本的丑闻成了美国社会对东方艺术家不公正的诋毁。她的母亲在她失踪第二年之后在日本再嫁，第二任丈夫是日本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陶艺匠人，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做千兵让。两人定居冲绳，婚后一年生下一个男孩儿。她渐渐退出了知名艺术家的圈子，成了一个更温和的母亲。安歌应该三十岁了，和我一样。她可能生活在和此时此地不同的某时某地，过着她想要的生活，也许就像她说的，活在自己最喜爱的时光里，也可能完全相反，过得一塌糊涂。她写给我的信在我的抽屉里放了十几年的时间，铅笔写下的字迹已经不是那么清晰，每次把信在台灯下展开，安歌便好像来到了我的身边，一边拆开我的钢笔检查哪里出了问题，一边轻声说：请放心，我会捍卫你。她还没有死，与其说是一个判断，这句话更像是一种信念。我牢牢把这种信念拷在自己的心神上，带着它从十八岁慢慢走向三十岁，时间越久，这种信念越为强烈，她不会死的，她躲了起来，而我一定会找到她。

新华书店与我家的直线距离大约五百米，实际距离大约一千米，和父亲所住的医院与我家的距离差不多。我记得刚刚从平房搬到楼里，从我家的窗户向外看去，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新华书店”四个红色的大字。经过多年的发展，新华书店已经萎缩在两层楼里，其他楼层租为他用，最大的租户是中国联通公司的营业厅，每天卖着不同兆宽的宽带和各种话费套餐。两层楼的书店在S市也已经算是规模不小，况且二层的地上还铺有地毯，可以拿本书席地而坐随意看下去，直到书店打烊。书虽然摆得不是十分规整，换句话说，简直是随便乱堆在书架和地毯上，可是如果遇见资深的营业员，还是可以跨过障碍物找到自己想要找的书的。在陪护父亲的那段时间，我每天中午醒来，简单吃过早饭，就走到新华书店里找本书坐下。我读书可说是并无一点目的，更不用说想要磨炼什么精纯的趣味，只是因为从高中起喜欢读而读，甚至说安歌对此事的作用也仅仅是起了头而已，往后便成了我自己的事，读书可以忘记包括安歌在内的所有事情，只在心里想着：有趣有趣，后面待要如何？或者目前无聊，再过几页会不会有点起色。这么说来，我大多读的是小说，并非是看低了其他题材，或者看到诗歌和散文就忽然不认得字了，而单纯是个人兴趣。小说总体上是一个完整封闭的世界，人类最接近上帝的角色可能便是充演一个小说家，科学家当然也能从一个试管中造出一只羊或者一条蛇，听说造人从目前看来也不是很难做到，但是其工作或多或少还是与小说家不同。最初的亚当夏娃并没有多少可看之处，只有吃了生命之树上的果子之后，能辨善恶，一切才开始有趣了。我常怀疑小说家的劳动和那树上的果子有极大的关联。我不看侦探小说，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东野圭吾之类。不是写得不精彩，只是作为警察，知道这些作家是大大的外行。这也正是这些小说能够精彩的原因，若是内行人，必会处处掣肘，想象力无从施展。史诗巨著也能拿起来看，只是一旦写起史诗，作家就好像当即失去了幽默感和灵巧，中国的作家更是如此（也可能原来这两样东西就没有多少）再加上我对小说有某种偏见，这种偏见很可能来源于自己的懒惰，即是一部完美的小说应该有一个完美的长度，超出这个长度就很难完美，再经典的长篇巨制也有冗长的成分。那天下午在新华书店二层，我就正拿着一本我喜欢的书，不错的长度，坐在书架中间的地毯上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