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1

如果你碰巧来到法国和德国交界处的这个小村，又想让自己心碎的话，那么，就开着车驶过蜿蜒的道路，穿过一片片松树林，进入佛日山脉的山麓地带吧。

最后，你会来到一个叫纳茨维勒-斯特鲁托夫的地方。这里以前是纳粹集中营，现在几乎已被遗忘，从来没能像奥斯维辛或达豪集中营那般，成为旅游指南上介绍悲惨历史的景点。出了松树林，来到一个十字路口，有个乡间道路的简单指标：一方指向一家当地的酒吧，另一方则是毒气室。对，我没在开玩笑。

曾有数万名囚犯进入这个集中营，但这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几乎没有人听过这里—这个数字所构成的悲痛，在20世纪历史上还达不到大地震级的程度。我想，这是另一个进步的指标吧。

我去那儿的时候是十二岁。当时是暑假，一如往常，比尔和格蕾丝来到巴黎，8月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乔治五世饭店的套房。他们两夫妻都对艺术有兴趣。格蕾丝喜欢古典大师，让人们一走进屋子就晓得这个女人有钱又有品味。而比尔，感谢上帝，则是走在时代前端—半数时间是在时代前端跳舞。他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发现某间新画廊，或是在某个年轻艺术家的画室里闲逛。

格蕾丝对这类事情则是完全没兴趣，老早就禁止他把买来的作品挂在墙上。而比尔会朝我偷偷挤眼睛说，“她说得没错—不管这是什么，都不能称之为艺术。我称之为做慈善—有些人是捐钱给联合劝募协会，我则是支持挨饿的艺术家。”

但在这一切玩笑之下，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多年后，我才明白他拥有专家的眼光，说来奇怪，因为他完全没受过艺术训练，而且他的家族只对化学物质有兴趣。他母亲的娘家，就是杜邦家族。

我们到巴黎的第二个星期，比尔接到一名男子从斯特拉斯堡打来的电话，说手上有一沓波普艺术大师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的早期素描，作画时他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海军士兵。次日，我和比尔就带着一个过夜包搭上飞机，让格蕾丝留在巴黎满足她的第二热爱—去爱马仕购物。

于是就这样，比尔买到了那些素描，然后我们星期天在斯特拉斯堡没事做。“我想我们可以去佛日山脉一趟。”他说，“格蕾丝大概会说你年纪还小，但有个地方你该去看看—有时人生似乎很艰难，但看清事情的轻重是很重要的。”

比尔会知道纳茨维勒-斯特鲁托夫集中营，是因为他的父亲曾服役于美国陆军第六军团，在欧洲战役期间担任中校。纳粹亲卫队抛下这个集中营后，比尔的父亲来到这里，他被交派的任务是写一份报告，最后这份报告被呈上纽伦堡审判战犯的法庭。

我不晓得比尔是否阅读过他父亲写的报告，但他毫无困难就找到那条迂回的道路，我们在中午前来到一处停车场。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我们缓缓走进了死亡之屋。

这个集中营被保留当作法国的历史遗迹，因为二次大战期间，有太多法国反抗军成员死在这里。比尔指出那栋昔日的旅馆外屋，后来被德国人改装为一间毒气室，还有一间包括了尸体库和火炉的焚化场。

我这辈子难得牵他的手，那是其中一次。

我们经过了用来公开处决的绞刑架，经过了他们用人体来进行医学实验的那几栋建筑物，然后来到了一号囚犯营，后来改装为博物馆。里头有以前囚犯穿过的旧制服，以及集中营的一些平面图，我们看着看着，两人就走散了。

在后方靠近一排双层床的安静角落里，我似乎更能明确感觉到周围萦绕的鬼魂。就在这儿，我看到墙上陈列的一张照片。事实上，墙上有很多纳粹大屠杀的照片，但这张我始终无法淡忘。那是一张黑白照片，里头是一个矮壮结实的妇人，走在一条宽阔的小路，两旁是高耸的通电铁丝网篱笆。从光线看来，当时是傍晚。而且以那些时代的风格判断，她的穿着像个农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