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单元 一个时代的刻痕（第4/9页）

宜兰头城海边，1981

台北万华，1973

一个时代的刻痕

这种借店家走廊，在柱子旁摆摊营生，熬上大半辈子的事，在今天已经不太可能发生了。在我还不会拍照时，这位刻印兼画像师傅就在台北万华龙山寺的对面巷口干活了。当年这一带是台北印刷、装订业的集中区。高中毕业后，我到《幼狮文艺》当编辑，举凡发稿、校对、督印都得往西昌街的永裕印刷厂跑。这家业务鼎盛的活字排版印刷厂，捡字的都算童工，排版的才能领正薪，书报杂志印好，还要把每颗铅字一一捡回字架。

老板后来干脆购置了铸字机，东西印完，字模盘往熔炉里一倒，无论哪种字体、大小级别，重铸就是了，省时又省工。在《幼狮文艺》上班的那一年，我足足有一半时间都耗在捡字间里，铅字的一笔一画，如同记忆的刺青，想抹都抹不掉。

当时，我的午、晚餐多半在龙山寺附近的小吃摊解决，每次路过华西街，都会看到这位总是低头干活、从不出声的师傅。凳子是他的刻印台，座位是躺椅，累了往后一仰就可休息。画像则是把顾客交付的小照片拿回家，夜里加工，用炭笔画成一大幅。挂在柱子上的日本女明星与清末民初妇人肖像就是手艺证明。傍晚收摊时，画像与刻印工具箱放进柜里，连同躺椅、板凳一起用加锁的铁链拴在柱子上。

入伍服役三年后，我重返台北，在《汉声》杂志工作，发现这位师傅竟然依旧坐在同一个位置做同样的事。学会拍照之前，我觉得他只是一位刻印匠；但把相机对准他，低头注视对焦屏时，我看到了一个时代的刻痕。

基隆八尺门，1987

一个村落的伤口

1985年，我将前后二十多次在八尺门的拍摄工作整理成一本摄影集并举行了展览。然而，对这个都市中的阿美人违章村落，我还是有点牵肠挂肚。两年后的圣诞节，我由宜兰山区的四季村下山，回台北时路过基隆，又特地绕道过去看看。

一入村口，便看到这个右腿打着石膏的孩子靠在墙上，朝着空巷的那一头张望。我不禁为他抱屈，圣诞节是阿美人最盼望的节日，大人、小孩无不玩疯了，他却连走去看热闹的能耐都没有。正想跟他聊聊，在远处追逐嬉戏的一群幼儿发现了我，马上围过来，要我帮他们拍照，还纷纷伸出小手：“给我钱买糖果！”我愣住了，才多久没来，这些纯朴的孩子怎么就养成了这样的坏习惯！

自从我及一位朋友先后发表关于八尺门的影像、文字后，这儿一度成了摄影爱好者及社会工作者的热门访视点。一定是有些人为了取得好镜头，曾以糖果或铜板诱使孩子们配合，才会让天真单纯、甚至连话都还说不清楚的三岁娃儿，就知道求人拍照、获取报酬。

我不敢正视他们，觉得自己闯了祸，却不知如何善后。与这个受伤的小孩擦身而过时，我明白，在都市夹缝中奋力维持阿美人尊严的八尺门聚落，因为我们无心却也无知的举动而受了伤。

之后，我很久都不敢再去，直到1992年陪一位很喜欢我的《八尺门》摄影集的法国摄影大师前往。看到盘踞在小山坳的两百多间陋屋已被铲平，只剩残破的木板，才得知政府要建公寓让这群阿美人合法安居。这真是件好事，但我镜头下的八尺门也从地球上消失了。

俯瞰众生

那阵子，乡土文学盛行，影响所及，素来爱拍日出日落、花开花谢的坊间摄影团体也纷纷赶庙会，抢拍八家将、神舆绕境。不同场合的相同面孔，久而久之彼此也有了相识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