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丽芙·基特里奇（第4/5页）

见完奥赖利医生后，我们得等待一些流程完成才能离开，我趁着这个间隙又与母亲又多聊了一会儿。

“你是不是觉得很沮丧？”我问她。

“没有。”她说，“我早就预料到了。但还没结束呢。我要为夏天计划一些完美的事情，至于秋天，我就尽力而为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你看缪努丁的书了？”她说。

“你会喜欢那些故事的。”我说，“虽然很黑暗，却非常引人入胜。”

“这些故事的场景在哪里？”母亲问。

“许多地方。在巴基斯坦的乡下、在拉合尔和伊斯兰堡，也有发生在巴黎的。那个发生在巴黎的故事写得太好了。”

奇怪的是，也许是因为这两本书是在往返奥斯汀的飞机上看完的，看《其他房间，其他奇迹》时会让我不时想起《奥丽芙·基特里奇》，不仅因为这两本都是互有关联的小说集，也因为它们有相同的语气：尖锐又有点辛酸。缪努丁笔下的许多人物都是直率而固执的，就像奥丽芙。

“在去过的所有地方里，我最想要再回去的就是巴基斯坦。”母亲说，“但我觉得不可能了。杜普利和我其他在那里的朋友说，那里现在比阿富汗还要危险。不过我担心的不是被杀死。”母亲微笑着，“我只是觉得我可能已经不能再旅行了。看看再说吧，可能我还能再去一次伦敦或者是日内瓦。”她咬着下嘴唇，看起来很悲伤，又有点挫败。每当她忍耐痛苦或者走神的时候就会这样，然后闭上双眼。我只能静静地陪她坐着。

随着生日派对的日期一天天临近，母亲病得越来越严重。她告诉我自己需要服用多少止泻药，需要去多少次洗手间。我问她妮莎对此有没有什么建议，她说已经问过了，也试了妮莎的方法，看看能不能让肠胃缓和下来。母亲那周没心情看书，但正如我预料的，她确实很喜欢缪努丁的《其他房间，其他奇迹》。书的结尾有一篇《莉莉》，讲的是莉莉和穆拉德之间的婚姻问题。我们聊得最多的就是这个故事，关于那段感情的粉碎，两个人都有责任，不过也让我们看到，即使双方社会地位相当，成长环境不同也能让婚姻陷入胶着。莉莉从生活节奏快的伊斯兰堡搬到穆拉德的农场后才发现两人生活上的疏离，而那不是她想要的。

“我觉得这是今年我们看过的最悲伤的故事了。”我说。

“我也这么认为。”母亲说，“没有一件事是好的，他们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最让人难过的是起初他们怀有多么大的希望，做了那么多计划。”

我们的谈话随后由巴基斯坦的故事转移到邻国阿富汗以及图书馆的进展上，目前已经细化到建筑图阶段了。我们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卫·罗德怎么样了，他仍然被阿富汗人挟持着，他的健康，身处的情况，甚至他是否还活着我们都一无所知。母亲说她一直在为大卫祈祷，每个晚上，无一例外，也一直在查看邮件，希望能得到关于他的只言片语。

派对前一天，一束巨大的鲜花送到了家里——是母亲最后一届南丁格尔学校的学生们送的。在担任妇女委员会的总监之前，母亲曾经在南丁格尔任教，并曾担任管理人员。1990届的姑娘们一起送一个美丽无比的花束给母亲，附上卡片，感谢她为学生们所做的一切。

那是在母亲生病以来，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眼泪。接着，她的脸上充满神采，似乎能够以良好的状态参加自己七十五岁的生日派对了。很快，客人们陆续到场。她站了足足有两个多小时，在门口迎接每一位到来的客人，然后又与每一个人道晚安。她甚至还打破计划，喝了好几口香槟酒。其实那天晚上看起来更为虚弱的人是父亲——我突然间意识到，父亲承受了所有压力与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