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来·法拉先生（第4/9页）

有些人继续忽略母亲谈论自己癌症的方式。“我肯定你能好起来的。”他们会这么说，或者说“你会战胜这个病的”，或者他们会讲述那些得了绝症的朋友、亲戚或明星们，如何奇迹般地从一个毫无希望的绝症中痊愈的故事。

一谈到这些，母亲偶然会表达她的挫折感。人们愿意相信她会好起来，有时，我觉得她真的得到了莫大的安慰，也真的认为会有奇迹的存在。有些日子她想要谈论她的死亡，有些日子她不想谈。有时就是上一分钟和下一分钟的转变，感觉就好像坐进一辆横冲直撞的车里，司机随心所欲地更换车道，也不给别人任何信号。这一分钟我们都在谈论她的葬礼，突然之间她就盯着亚历山大·麦考尔·史密斯的电视剧《第一女子侦探社》，然后不喘一口气地立刻又回到葬礼的话题上，教堂里不要摆花；道格负责所有的仪式方面的事宜（他们已经就念诵什么悼词、演奏什么音乐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整个仪式绝对不能超过一个小时。

母亲被诊断为患有癌症之前的几年，在她和父亲发现了善终运动以及了解了临终护理的含义后，他们就跟我们谈过自己安乐死的决定以及他们的遗嘱，还有其他已经签署完毕的法律文件。他们强调说希望在家里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当他们的生命迹象衰败后，如果有明确迹象表明他们的生命已经终止，不要用任何的举措来试图挽救他们。可能这也是母亲为何能平静地讨论自己的死亡以及后事的原因。

我一个朋友的朋友有次从伦敦来到纽约，生病了。她在纽约的所有时间都蜷缩在我朋友的公寓里。整个星期，白天黑夜都在看美国电视，她最后宣称自己最终搞明白了美国人。“关于美国人，”她说，“就是无时无刻不对所有一切无比关心。”

可母亲不是这样。她之所以那么有效率，是因为她凡事都有先后之分。她竭尽所能地为她关心的事情忙碌，但每次都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一个主要问题上。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她最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阿富汗图书馆。所以她每天通过大量的电话、会议来推进这件事情。需要设计和分发的宣传册，还有被邀请来参加慈善活动的名单。有各种相关的提案需要审阅，有需要通过的图书馆的建筑构思，还需要考虑图书馆管理以及运输后勤方面的问题。但安全问题是首要问题。母亲告诉我，她特别关心同为董事会成员的朋友大卫的安危，他是《纽约时报》的记者，正在坎大哈进行战地报道，但却不是美军编制内的战地记者。

“妈妈。”有天当她看起来特别疲惫的时候，我说，“如果你想要放松一下，待在家里，听听音乐，所有人都会理解的。”

“我知道。”母亲说，“我肯定会慢下来的，只要关于图书馆的事都安排好了。我打算再多做一点点工作来帮助筹款，之后我就把一切工作都交出去。”

2008年3月16日，回到了纽约后，我们去医院领取母亲确诊后的第二次检查结果。她对化疗药物之中的希罗达反应强烈，所以停用了它。我们被告知过，这样一来，这一次的检查结果可能就不如第一次的好。

母亲感觉好点了，体重增加了些，精力也恢复了一点。虽然她不认为会有什么糟糕的消息，但还是对任何消息都做好了准备。我回想起大学时候听说的一个很戏剧的故事，是一个在监狱里度过了二十多年的男人告诉我的。每当我需要提醒自己：好消息与坏消息都是相对于你的预期而言，而非独立存在的，我都会想起这个故事。

这个男人从耶鲁大学毕业后直接加入了中央情报局，当时正值战争，在他第一次的行动过程中，就被敌国击中俘虏了。他甘心忍受可能要在敌国坐牢几年的事实，只是祈祷刑期不要超过五年。这样他就能够忍受，再久的话就会让他崩溃。两年的监禁生活过去了，他与一大群犯人被传唤到法庭。他们会逐一得知自己的刑期。他听到的第一个宣判是：死刑；第二个：死刑；第三个：死刑。突然间，他发现自己在祈求，哪怕能够活在牢里也好。他能够忍受更长的刑期，只要能活着。而他也确实获得了无期徒刑，他为此感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