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比特人

“妈妈，你说什么呢？我觉得第四期只是说你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了。这也是无法手术的原因。你知道扩散这件事的，对吧？”

“当然，我知道那个。我只是不知道我的癌症是第四期。”她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恼怒，但也可能只是累坏了。

我想起了《疾病的礼仪》，开始苦想自己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们家人从网上看到的资料都说癌症四期的病人通常只能存活三到六个月，让人有些绝望。但对于那些癌细胞已经扩散的病人，并没有明确的说法。

第四期就是晚期，没有第五期。虽然有四A期和四B期，但这让我想起我的篮球队生涯，以“E-”收场，因为打分数的人不想把表现最差的球员划到F等级。

我决定什么都不再多说。

做完化疗，我们还要去二楼的药房抓药，每次在这里都要等好久。我给母亲讲了一个多年前听来的笑话：十字军东征的年代，一个英国士兵把医生开的处方拿给伦敦药店后就出发去打仗了。后来他经历了被俘、释放、恋爱，并在波斯生活了三十年。最终他决定回到英国。回来后，他在口袋里发现了处方的收据。不可思议的是，那家伦敦药店还在，柜台的后面还是那位药剂师。男人递过收据，药剂师扫了一眼后说：“还没配好呢，你五点钟后再过来吧。”

其实，这个笑话里面还有鞋子和修鞋匠，不过我没讲。母亲听完捧场地笑了。她从来没觉得我的笑话好笑过，但都礼貌地忍耐了。她唯一忍无可忍的是我小时候一度迷上说双关语。

理论上，在化疗开始时，医生会打电话给楼下的处方室，等我们做完化疗之后，药已经准备好了。但通常不会如此，总是有一堆问题。这与医疗保险有关，不是额度到达上限，就是拿了这些药就不能拿别的药；不然就是药有管制，需要其他人的签名。母亲拿的药也是一盒接一盒，有刺激胰腺、治疗呕吐、缓解疲倦、治疗安眠的。这些好几百甚至好几千美元的药品，母亲有时不需支付一毛钱；有时却要自付。我们找不到这其中的逻辑，因为总会出现让人意想不到的情况。

母亲倒很镇静。不管她需要支付多么高额的账单，也不管医疗保险会替她付多少钱，她总是对我和自己说：“那些付不起的人该怎么办呢？这不公平啊。”

全民健康保险一直是母亲关心的事情。她得到的照顾越多，就越觉得不公平，因为好药不是每个人都能买得起的。每次去药房都会激起人对政治的讨论或讽刺谩骂。

这一天，有一个女人排在我们前面，看起来大概三十几岁，衣着整洁但不昂贵，戴着黑框眼镜。当她摘下眼镜时，我们发现她在哭泣。母亲温柔地与她交谈，这很平常，母亲总是不假思索地与每一位正在哭泣、身处痛苦或悲惨的人说话。“如果他们不想说话，他们会告诉你的。可你怎么能熟视无睹呢？”母亲总是这样说。我们得知这个女人要拿的药不是给自己的，而是给她母亲的。她母亲的医疗保险在那个被称作“甜甜圈缺口”的怪圈里，意思是说政府已经为她的医疗保险支付了几千块，现在她得自付几千块，然后政府才愿意再次支付（想象一下，你直线吃甜甜圈，先咬一口，然后中间是空的，过了这个空洞你才能再吃上）。我的母亲当时还处于吃着甜甜圈，而这个女人的母亲则处在甜甜圈中间的洞里。

这时，我的电话响了，于是我走出大厅接听。回来的时候，母亲坐在椅子上等她的药。那个没钱支付药费的女人不见了。

“妈妈，你替那个女人付钱了，对不对？”

“没有多少钱。”母亲回答，有点被识破的尴尬，“别告诉你爸爸。”

然后，跟往常一样，她拒绝坐出租车回家（公交车能把我们送到家门口，坐出租太不划算）。于是我陪她一起等那辆送她回到家门口的公共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