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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末的一天，张清兴高采烈地去医院上班，同事们看到她喜气洋洋的神情，都以为她的丈夫已经或将要回国了。药房的两个划价员搂着张清的肩膀一刻不停地与她开玩笑。其中的一位直言不讳地问张清：你和韦利一个晚上最多可以干几次？

“就一次。”张清笑着回答说。

“不太可能吧？”一位年龄稍大的妇女朝她眨了眨眼睛。她猜测说，按照韦利那么强健的体魄，一个晚上七次应该是不成问题。在同事的戏谑声中，张清的脸上掠过一缕阴郁的浮云，因为她的丈夫现在也许还远在赤道以南呢。

她们又说了些别的，彼此交换了一些不便启齿的闺房隐秘。

中午吃饭的时候，张清去水房洗碗，在经过外科病室的门前时，她看见几名男同事正光着膀子，围着一台电风扇聊天。他们谈到了这个城市一百二十五年来所遇到的罕见高温，谈到尸体囤积在殡仪馆的焚化车间，来不及火化。张清端着饭盒不知不觉地走了进去。

“你们刚才在说什么？”她问道。

“我们在说殡仪馆里的事，”一个大夫笑道，“由于死人太多，殡仪馆无法接受新的尸体。当然，预先就约定的除外。”

“那人要是死了怎么办？”张清说。

“殡仪馆方面还可以想些别的办法，比如说先把尸体抬进冷库里冻起来……”这个大夫说，“不过，你打听这些事干吗？”

张清说，她有一个亲戚快要不行了。

“那就先把他送到医院来，别老想着火葬场啊。”

张清没再说什么。男人们很快就聊起了不久前在东海举行的一次导弹射击演习。

张清所说的那个亲戚正是韦科长。从前天早上开始，他一连几次出现了间隙性昏厥。作为一个医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她完全知道这种昏厥意味着什么。

这个城市持续两周的高温天气使张清的苦苦守望获得了一线转机。她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隔壁探视她的公公，就像一个茶农在清明前后对茶园的例行巡视，看看新出的茶尖是否适合于采摘。当她发现这个病弱的老人躺在凉席上一动不动，她的心脏就会怦怦乱跳。事实上，她只要上前摸摸他的脉搏即可判断出他与死神的距离，可张清总是急不可待地拿着一只手电筒，翻开老人的眼皮，希望一下子就看到他放大的瞳孔。

她有些沉不住气了。张清不安地想到，假如眼下正在肆虐的酷暑没能留住他的生命，那么到了天朗气清的秋天，再也不会有什么力量阻止他活到明年。当然，她不能指望寒冬，这个城市的冬天一般来说并不太冷。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在公公的“弥留之际”，张清为什么从未想到将他及时地送往医院救治。尽管她早已购买了一台“三菱”牌空调，但她一次次推迟了安装的计划。她没有觉得不安。既然这个老人已露出了死态，她所能做的，只是为这样一个自然程序扫清道路而已，谁也不能说，它比医院里的安乐死更不符合道德。

早晨临出门的时候，张清看见老人赤身裸体地趴在床上，瘦骨嶙峋的背脊上布满了暗红色的斑疮。他的两条腿像青蛙似的蹬踢着，抽搐着，嘴里吐出的缕缕白沫使他歪斜着脑袋，看上去酷似一只巨大的螃蟹。

张清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在公公的床前放了一小杯凉开水，就迅速离开了。

张清下班后，没有立即回家。她来到医院附近的一家麦当劳餐厅吃了晚饭，然后就坐21路电车去和平电影院看电影。她一连看了两遍《阳光灿烂的日子》，又去咖啡馆坐了半个小时。等到她决定回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钟了。她想象中的那具尸体说不定早已僵硬……虽说张清每天下班后都尽可能地推延回家的时间，可是这一次，意义却显得有些特别。仿佛她在外耽搁的时间越长，回家后看到公公遗体的可能性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