镶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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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张清不顾来自家庭方面的巨大压力，与展新号远洋货轮的见习机械师韦利结了婚。最初的兴奋和沉醉消退之后，问题跟着就来了。

韦利的货船一年中至少有七个月在海上漂泊，张清在独守空房的同时，便有了充裕的时间来面对这桩婚姻所产生的后果。她的父母虽然过于奢侈地享用着四室两厅的宽敞住房，但张清暂时还指望不上。她的父亲，一位退休的高教局长对女儿的婚事只说了一句话。张清一想起父亲的这句阴毒的咒语就不寒而栗——它从一个有着四十年党龄的厅级干部口中脱泻而出，一方面说明了我国的教育事业任重道远，同时也为日后她与父母的重归于好带来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她只剩下了一个选择：在韦利家落户。韦利的母亲在十年前就已去世，他的父亲独自一人占用着一套三室一厅的老房子。把家安在韦利那边，张清觉得利弊俱在。在韦利出海的漫长日子里，一个刚过门的媳妇与公公住在一起，种种不便自不待言。好在公公那时已身染重病，眼见得光景一天不如一天，张清也不难窥见日后的一线曙光。

韦利当初在劝说张清接受这个方案时，曾明确地向她暗示过这一点：“韦科长眼看着就不行了。也许我哪天从船上下来，就能看见你手臂上戴着的黑纱。”韦利这么说，张清的心里顿时就亮堂了起来。

韦利的父亲早年投身革命，参加过著名的淮海战役，转业后到了地方，当了一辈子的审计科长。正如她从未听到韦利叫过他父亲一样，张清也从未觉得这个两颊塌陷、目光呆滞的老人与她存在着任何亲缘关系。他们给他起了各种各样的绰号，但在大部分场合，他们都叫他韦科长。

张清每隔一段时间就能收到一封丈夫的来信，一枚枚精致的邮票准确地勾勒出了展新号的航行路线，也给她的愁思带来了有力的依托。她甚至能够从邮票上嗅到海水的咸味，嗅到鹿特丹玫瑰和苏里南棕榈的清香。她白天去医院上班，晚上就躺在床上，在公公混浊不清的喘息声中翻看那些信件。她在心里一直盘算着的就是两件事：丈夫的回国或公公的暴毙，时间一长，就连张清也弄不清，哪一个愿望更加迫切。

除了一阵尖锐的刺痛和持久的麻木感之外，韦利在新婚之夜的一番梳弄并没有给张清留下什么特别的喜悦，可是到了第二天凌晨，她从床上醒过来，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她朦朦胧胧地觉得，自己的肉体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被唤醒了：她的肌肤仿佛具有了某种不可思议的记忆力，正如一道微光将她体内的每一个角落都照亮了。从此以后，她的躯体能够仔细地区分两种迥然不同的生理信号：挽留和期待。她暂时还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境可以称之为“满足”。

在婚后的一个月中，张清和韦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的。频繁的房事似乎并非为了探明双方的身体在自然或非常状态下的各种隐秘，而只是试图唤回一种似曾相识的晕眩经验，用张清的话来说，“让它永远地停在那一刻……”

床单每天都在换洗，最后连床架也有些松动了。张清甚至有些害怕，她丰腴的肉体就像一只永不餍足的怪兽，希望在顷刻之间就将对方吞食一空。韦利虽然十分健壮，但渐渐也有些力不能持，男人的自尊心在新婚后的第一个月就遭到伤害和挫折，他不得不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男人能做的事，女人通常能做得更好。她永远说“不够”，永远叫着再来一次，即将离别的恐惧向肉体转嫁危机，欲望在暗中变本加厉。

有一次，韦利在耳畔悄悄地问她：“你怎么这样疯狂？是不是有什么病？”张清一点也没有生气。她把头贴在丈夫的胸前，甜滋滋地想：要说有病，也是一种十分迷人的病……韦利接下来的话多少有些乖张的淫荡，他说，“看来至少得有三个男人来对付你……”张清笑了一下，她说，从理论上来说，也许是这么回事，但实际上她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这样做。张清这样说着，立刻就想起了她们医院的一名外科大夫。她的脸红了，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的羞耻。而韦利怎么都觉得妻子的话中有一丝惋惜的意味。他后悔不该说这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