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娅

从侧面看阿纳托尔的脸，他的眼睛下斜，脑门高耸，有点像法老或埃及壁画里的神。他的双眼是那种你可以想象得出的最深的褐色。眼白不是白色的，而是淡奶油色。有时候，等男孩子们放学之后，我们就会安坐于校外树下的桌旁。我学习法语，尽量不去过多地打扰他，他在备次日的课。阿纳托尔的眼睛很少偏离课本，我得承认自己老是想找借口打断他的专注。有太多的事情我都想知道。比如，我想知道他现在为什么让我在学校里教书。因为独立，或是因为我？我想问他我们听来的所有那些故事是否都是真的：马塔迪，提斯维尔，斯坦利维尔。卖罐头的小贩在前往基奎特的途中经过基兰加，告诉我们斯坦利维尔发生了大屠杀。他说刚果男孩脑袋上戴着叶子编的冠冕，遭遇比利时子弹时毫发无伤，那些子弹直接穿颅而过，卡在了他们身后的墙上。他说自己亲眼见到了这种事。阿纳托尔就站在那儿，但似乎直接无视了那些传闻。相反，他仔细地挑拣着，最终从罐头小贩手里买了一副眼镜。眼镜的镜片挺不错的，可以当放大镜用——我试戴时，法语词都变得好大，显得更容易读了。它使阿纳托尔看上去更睿智，只是少了点埃及味道。

我最想问阿纳托尔的其实是这个难以启齿的问题：他会因为我是白人而恨我吗？

可我只是问：“恩孔多和加布里埃尔为什么会恨我？”

阿纳托尔的目光穿过他新买眼镜的角质镜框和真正的镜片，一脸惊讶。“是恩孔多和加布里埃尔，不是其他人吗？”他这么说着，慢慢地将他的注意力转到此时的谈话和我身上，“你是怎么发觉的？”

我微启双唇吹出一口气，像是一匹精疲力竭的马。“之所以是恩孔多和加布里埃尔，而不是其他人，是因为我在解释长除法的时候，他们会把椅子当鼓敲，让别的孩子根本就听不见我说的话。”

“他们只是调皮罢了。”

阿纳托尔和我都知道事情并非如此。把椅子当鼓敲在伯利恒中学也许不会产生什么特别的推论，因为那里的小男孩向来是脑袋一拍就开始捣蛋。但这里的男孩的家庭都是节衣缩食，好不容易攒到点钱，才能让儿子来学校读书的，谁都不会忘记这一点。上学是个重大的决定。阿纳托尔的学生都相当用功。只有当阿纳托尔去教其他年纪大的孩子分不开身，由我去试着教他们数学时，他们才会起哄大闹。

“好吧，你没错。他们所有人都恨我。”我哀叹，“我觉得我不是个好老师。”

“你是个很好的老师。问题不在这儿。”

“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首先，要明白你是个女孩子。这些男孩甚至不习惯听自己奶奶的话。如果长除法真的对年轻男孩在这世界上建功立业很重要的话，那一个漂亮姑娘怎么会懂？这就是他们脑袋瓜里的想法。其次，要明白你是个白人。”

他这是什么意思，漂亮姑娘 ！“白人，”我重复道，“那他们认为白人也不懂长除法？”

“私底下，他们大多数人都认为白人懂得怎么打开阳光、关掉阳光，懂得怎么让河水倒流。但按照官方口径，白人不懂。这些天，他们从自己的父亲嘴里听到的都是现在独立了，白人不应该待在刚果告诉我们该做什么。”

“我碰巧知道，他们还认为美国和比利时应该给他们许多钱，足够让每个人都买得起收音机、车子之类的东西，是内尔森告诉我的。”

“对，这就是第三点。他们认为你们代表的是一个贪婪的国家。”

我合上书，当天的法语动词学习就到此为止了。“阿纳托尔，那毫无道理啊。他们不想和我们做朋友，不尊重我们，在利奥波德维尔，他们还洗劫了白人的家。但他们却想要美国给他们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