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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一点儿都想不起来我结婚的情景。当时留下来的几张照片，并没有激起我的回忆，反倒把我的婚礼冻结在几张图像上：彼得罗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我看起来有些气愤，我母亲被拍得有些模糊，但永远带着她那副不悦的表情。关于这个仪式本身，我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但我清楚记得在结婚之前我和彼得罗长时间的讨论。我对他说，我不想马上要孩子，我要吃避孕药，因为当务之急是要写一本新书。我很确信他一定会答应我，但让我惊异的是，他提出了反对。他先提出了合法不合法的问题，他说，那些药片还没正式销售。然后又说，他听说这些药对人身体有害，他关于性、爱和繁衍说了一大通非常复杂的话。最后他嘟囔着说，假如你真有东西要写，怀孕了也可以写。我很难受，也很气愤，我觉得他的反应，不是一个要在民政局结婚的年轻学者该有的反应。我跟他说了我的想法，我们吵架了。最后到了结婚那天，我们还没有和好，他一声不吭，我冷冰冰的。

还有另一件让人吃惊的事情，那场宴席让我还有些记忆。我们已经决定，登记完结婚，我们和亲戚们打个招呼，然后就回家，不举办任何类型的婚宴。这个选择，是出于彼得罗的苦修主义倾向，我也想表示出，我已经彻底不属于我母亲的世界了，这是我和彼得罗一起决定的。但我们的准则被阿黛尔秘密的策划搅乱了。她把我们拉到了她的一个女性朋友家里，说是要喝一杯，庆祝一下。但到了那儿，我和彼得罗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场盛宴的中心，那是佛罗伦萨一间非常奢华的居所，来宾中有艾罗塔家的很多亲戚、他们认识的很多名人，以及身份非常显赫的人，他们一直待到晚上。我丈夫脸色阴沉下来了，我很迷惘地问，这是为什么？这是一场庆祝我的婚礼的宴席，我只邀请了我父母和弟弟妹妹。我对彼得罗说：

“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吗？”

“不知道。”

刚开始，我们一起面对这个局面。但很快，他就摆脱了他母亲和姐姐，因为她们想要把他介绍给这个介绍给那个，他躲在一个角落里，和我的父母待在一起，一直在和他们聊天。刚开始我有些不自在，但只能顺水推舟，慢慢地习惯了我们落入的陷阱，但后来我渐渐觉得很兴奋，因为我面对的那些人是有名的政治家、高级知识分子、年轻的革命者，甚至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诗人和一位小说家，他们都对我和我的小说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他们赞扬了我在《团结报》上发表的文章。时间飞快地过去了，我感觉自己完全融入了艾罗塔的世界。我公公甚至把我拉到他身边，很客气地问了我关于工厂工作的问题。很快，有很多人聚集在一起，都是致力于在报纸和杂志上讨论劳工问题的那些人，我们讨论了在整个国家掀起的各种劳动者请愿的浪潮。我就在那儿和他们在一起讨论，那天晚上是我的节日，我是整个谈话的中心。

我公公后来提到了一篇发表在《工人世界》上的文章，他说那篇文章写得很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意大利的民主问题。文章里列举了一系列数据，揭示出电视、大报纸、学校、大学还有法律机构，整天为一种已经确立的意识形态服务，所以选举也有很多弄虚作假的成分，工人阶级的党派永远不会有足够的选票来统治这个国家。这篇文章有理有据，引用了很多别的文章。最后艾罗塔教授用他充满权威的语气，提到了那篇文章的作者——乔瓦尼·萨拉托雷，也就是说尼诺——在他说出这个名字之前，我已经知道是他了。我当时非常高兴，情不自已地说，我认识他。因为阿黛尔也认识尼诺，我让阿黛尔对她丈夫，还有在场的人说，我的这个那不勒斯的朋友是多么才华横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