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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吵吵嚷嚷的教室里,到处都乌烟瘴气的,这个孩子让我觉得很不安,而那个女生看起来不像一个正常的母亲。她外表很秀丽,虽然比我还小,却要承担起抚养儿子的责任。看起来她好像在抗拒自己的身份,她和那种全身心照料自己孩子的年轻女人没有任何共同点。她一边在叫喊,一边在做手势,有时候会发言,有时候生气地笑着,用鄙视的动作指着某个人。然而,儿子是她的一部分,他在找乳房,有时候会叼不住乳头。他们一起形成了一组晃动的影像,好像一幅画在玻璃上的画,而玻璃随时都可能破裂——那孩子也许会从她怀里掉下去,一个不小心的动作,手肘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会碰到他的头。后来,马丽娅罗莎出现在这女孩的身旁,我很高兴。我想,她终于出现了。她真是活跃,脸上熠熠生辉,她真友好,她跟那个年轻母亲非常亲密。我摇了摇手,但她没看到我,她在那个女生耳边说了些什么,然后就消失了。过了一会儿,她出现在围着讲台的那堆人中间。这时候,从侧门闯进来一群人,教室里的人稍稍平息了一些。马丽娅罗莎做了一个手势,得到了大家的回应,她抓住麦克风,简短地说了几句,整个拥挤的教室安静下来了。这时候,有几秒的时间,我觉得在米兰,在那段紧张的日子里,我自己的不安,好像有一种力量让我脑子里的阴影全部消失了。在那几天里,我有多少次想到过我早期的政治教育?马丽娅罗莎把麦克风给了她旁边一个年轻人,我马上就认出了那个人——弗朗科·马里,我在比萨最初那几年的男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