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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科·马里还是老样子，声音依然很炽热，充满说服力。他还是具有那种组织语言的能力，他从一些普遍的切入点，一步一步谈论到我们每日的体验，然后自然而然地揭示这些事情的意义。当我现在描写这个场景时，我意识到，我基本上想不起来他的身体特征，我只记得他脸色苍白，没留胡子，头发很短，我也想不起来他的身体——那是到那时候为止，我唯一像拥抱丈夫那样拥抱过的身体。

等他发完言之后，我向他走去。他惊讶得两眼放光，拥抱了我，但我们很难说上话，因为人群非常混乱，要么有人拽着他的一条胳膊，要么有人用手指着他，很严厉地对他说话，就好像要和他吵架一样。我挤在那些围在讲台周围的人中间，非常不自在，我也看不到马丽娅罗莎，但这时是她认出我来了，她拉了一下我的胳膊。

“你在这儿干什么？”她很高兴地问我。

我没有告诉她，我错过了一场见面会，我说我是偶然经过的。我指着弗朗科对她说：

“我认识他。”

“马里？”

“是的。”

然后，她充满热情地谈起了弗朗科，嘀咕了一句：“他是我请来的，我要负责任，你看看这马蜂窝。”她还说他晚上会住在她家里，第二天出发去都灵，她邀请我也去她家里住。我接受了，虽然我已经订了宾馆，真是遗憾。

学生大会一直在继续，中间有几次气氛非常紧张，一直让人提心吊胆。我们在天快黑的时候才离开大学。除了弗朗科，那个年轻的母亲也跟我们一起走了。那姑娘叫西尔维亚，还有我之前看到的那个抽着雪茄的三十多岁的男人，他叫胡安，是一个委内瑞拉画家。我们所有人一起去一家馆子吃饭，那是我的大姑子马丽娅罗莎熟悉的馆子。我和弗朗科聊了一会儿，我就发现，他和以前不一样了。他的脸上好像覆上了一层面具，可能是他自己戴上的，竟然和他的面部线条完美贴合，他已经不像之前那么慷慨陈词了，现在他有些收敛和退缩，他会斟酌词句。在我们看似亲密的交谈中，他从来没有提到我们之前的关系，是我提到那段关系的，我抱怨说他再也没有写信给我。他不愿多说，嘟囔了一句：“事情本应该这样。”关于大学，他也说得很含糊，我明白，他没能从大学毕业。

“有其他事情要做。”他说。

“什么事情？”

他似乎有些厌烦我们之间过于私密的语气，就转向马丽娅罗莎说：

“埃莱娜问有什么事可以干。”

马丽娅罗莎很愉快地回答说：

“干革命。”

这时候，我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那空闲时间呢？”

胡安这时候温柔地摆弄着孩子握紧的拳头，西尔维亚坐在他旁边，他很严肃地说了一句：

“空闲时间，我们为革命做准备。”

吃完饭后，我们都钻进了马丽娅罗莎的车子，她住在圣安布罗焦区一套很大的老房子里。我发现，委内瑞拉画家在那儿有一个类似于工作室的地方，那是一间非常凌乱的房间。他带着我和弗朗科进去看他的作品：非常大的画幅，上面绘制着非常拥挤的城市，像照片一样精细，但他在画面上钉钉子，还用一管管色彩、一支支画笔、调色板、调色碗，或者通过油松和破布破坏了这些画面。马丽娅罗莎对他评价很高，但她一直在对弗朗科说话，看来她最在意的人是弗朗科。

我不明白状况，我窥视着他们。当然，胡安住在那里，西尔维亚也住在那里，她抱着她的孩子米尔科在房子里自如行动。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年轻的母亲和画家是一对夫妇，他们租住在这套房子里，但我很快改变了想法。实际上，那个委内瑞拉画家整个晚上对西尔维亚都表现出一种漫不经心的客气，但他经常把手搭在马丽娅罗莎的肩膀上，有一次还吻了她的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