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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天哪,”伊丽莎发愁地说,“我真不知道这个孩子以后会变成什么样。”这就是她的一个非常可悲的缺点,她往往等事情难以挽回的时候,才会找到其关键:她会若有所思地噘着嘴,把话题岔开,等到不幸真正到来的时候,她只知道哭泣。她总在等待着什么。而且,在她内心深处,她对大儿子怀着一种非常特殊的情感,这种感情即使不是最深,至少也与别的孩子有所不同。她喜欢他的油腔滑调、自吹自擂、可怜的自大模样。在她的眼里,这全都是“聪明”的表现。她经常在两个勤奋的女儿面前夸奖他,使她们大为恼火。比如,她一边看着他写的字,一边赞不绝口:“别看你们读了那么多的书,但是他写的字比你们写的都要好,这一点毫无疑问。”

史蒂夫小时候常跟在父亲的身后听候差遣,加上父亲长期嗜酒,他也早早地尝到了美酒的滋味。当年他就偷偷地吞下过半瓶的威士忌,那次经历给他提供了向同伴们大肆吹嘘的好资料。

15岁的时候,有一次他和葛斯·穆迪躲在邻居家的谷仓里抽烟,发现了一瓶包在燕麦袋里的酒。这是房主人为了避开老婆严厉的检查而藏在那里的。过了一段时间,那个人来到秘藏酒的地方,发现他的酒只剩下半瓶了。他大为恼火,于是在瓶子里倒进了用作泻剂的巴豆油,同酒掺杂在一起。后来这两个孩子一连腹泻了好几天。

还有一次,史蒂夫模仿父亲的笔迹签了张支票。甘特过了一段日子后才发现这事儿,钱倒不多,只有三块钱,但是甘特气得不得了。他在家里大声地训斥起来,声音大得足以让街坊邻居们都能听见。他最后甚至还提到了监狱,说要送他去坐牢,说他的行为完全是给他的老脸上抹黑——虽然他还没有多老,但是每次争吵中他都会别有用意地提到这个字眼。

关于那张支票的事,他最后还是认账了,但是从此以后他骂人的话里又多了一个词汇——“伪造者”。一连好些日子,史蒂夫都是小心翼翼地出来进去,一个人吃饭。他和父亲见了面后,两个人谁都不讲话,他们的眼神中只有相互之间的仇视。他们彼此明白谁也瞒不了谁。两个人的心头都有同样的伤疤,同样的渴求和欲望。彼此的血液里都沾染了邪恶的毒素。他们二人心照不宣,每次见面都会在愧疚和自惭中把头扭开。

甘特把这件事又添加到对伊丽莎的谩骂中了,他认为这个孩子的所有坏毛病都是从他母亲那里得来的。

“山里人的血统!山里人的血统!”他大声地吼着,“他简直就是格里利·彭特兰再生!你记住我的话,”他在房子里烦躁地来回踱着步,嘴里不住地咕哝着,最后又冲进了厨房,“记住我的话,他总有一天要被关进大牢里去的。”

伊丽莎的鼻子被飞溅的油花烫得红红的,她听后噘起了嘴,一言未发。只有被骂得忍无可忍时候,她才会回敬几句。而这几句又会激怒甘特,使他暴跳如雷。

“哼,要是他不一次次出去找他老爹,他可能会比现在好得多。”

“胡扯,你这个女人!简直是胡扯!”他大发雷霆,但却语无伦次。

甘特喝酒渐渐少了,但是每隔一两个月还是要尽情畅饮一次。每逢这样的时候总会搅得全家不得安宁。伊丽莎已经不再抱怨什么,但是甘特每天例行公事般的辱骂也使她逐渐失去了耐性。现在他们已经在楼上分开睡觉了。他会在早晨六点或六点半起床,穿好衣服,下楼去生炉子。他会把厨房里的火点着,又把客厅壁炉里的火烧得旺旺的,嘴里还不停地咕哝着,声音时高时低、抑扬顿挫。他就这样不断地构思、润色着谩骂的措辞,感觉语句通顺、语调节奏完美以后,便会冲进厨房,冲毫无思想准备的伊丽莎臭骂一顿。就在这时,杂货店的黑人伙计碰巧走了进来,他的手里端着大块的猪排或者牛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