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第二章 论后悔（第3/7页）

为何孩提的思想与现今不一样？

为何长大成人便失去丰润的面庞[4]？

——贺拉斯

连独处时生活也保持井然有序，这是真正美妙的生活。每个人都可以当众演戏，在人生舞台上扮演一个正人君子，但是在私下，在内心，在可以无所不为，什么也不会被人看见的时候，依然奉公守法循规蹈矩，这便是道德的极致了。在自己家里和日常行为中能做到这样也接近极致，因为在家里是无须检点，无须做作的，日常行为是无须向别人解释的。比亚斯就曾这样描绘他家庭的可喜景象：“一家之主在社会上慑于法律和人言时怎样行事，在家里也怎样行事。”尤利乌斯·德吕絮斯对工匠讲的话亦堪称金玉良言；工匠提出，他若付三千埃居，他们便可将他的住宅造得叫邻居什么也窥不见，他回工匠说：“我付你们六千埃居，请将房子造得让每个人不管从什么地方都能把屋里看得一清二楚。”人们怀着崇敬评论阿热齐拉斯的习惯，他旅途中总是投宿教堂，为的是将自己的一举一动置于民众和神明的目光下。某人在社会上备受赞赏，令人惊叹，而他的妻子和听差却看不出他有什么出色之处。受到自己的仆役钦佩的人为数不多。

史书的记载告诉我们：谁也不会被家人和本乡人视为先知。小事上亦复如此。下面这个平常事例可以让我们由小及大。在我的家乡加斯科尼，人们看到我的文章印成了书都觉得奇怪。离我的家愈远，我的名气愈大，声望愈高。在吉耶讷[5]，我花钱请印刷商印我的书；在别处，印刷商花钱买我的书。有人在世时隐身匿名，以便死后人不在时可以声名大振，就是这个道理。我宁可少点荣誉，我投身社会是为了从中得到教益和乐趣，超出这个范围的东西，我弃之如敝屣。

民众怀着敬佩把一位卸职归隐的官员送到他的家门口，他丢下官职和官袍，他原先升得愈高，现在就跌得愈低。在他家里，一切都杂乱无章，品位低下，即便存在什么秩序，也必须极其敏锐、不同一般的判断力才能在日常平凡的活动中看出来，何况秩序本来就是一种色彩沉闷晦暗的东西。攻占一个要塞，率领一个使团，管理一个国家，这是威风显赫的事。持家教子，银钱往来，交朋结友，表达爱僧，是不引人注意的平常事，然而能在这些平常事上做到公正平和，认真不懈，表里如一，却是更难能可贵的。因此不管社会成见如何，在我看来过归隐生活的人比之其他人肩负着同等的，甚至更加艰辛的责任。亚里士多德说，平民百姓弘扬道德要比居官者难，功劳也更高。我们准备去完成丰功伟绩，往往是出于功名心，而非出于良心。其实，获得荣誉的最好办法倒是本着良心做你为功名而做的事。所以我认为，亚历山大大帝[6]在他那宏大辉煌的舞台上表现的品德不及苏格拉底在平凡的默默无闻的活动中表现的品德那么伟大。我不难设想苏格拉底处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地位上会是什么样，但亚历山大大帝处在苏格拉底的地位上会是什么样，却无法设想。若问前者，他能干什么，他会回答：“征服世界”；若问后者他能干什么，他会说：“按照人的自然状态过人的生活”，而后者倒是一门更具普遍意义、更合情理、更艰深的学问。精神的价值不在于爬得高，而在于行得正。

精神的伟大不表现为心高气盛，而表现为有节制，有分寸。有的人从我们的内在品质来评断我们，这种人不看重我们在公共活动中闪耀的光华，认为那不过是从淤泥厚积的河底溅出来的晶莹水花；有些人以外表来判断人，视我们的外表断定我们有什么样的内在气质，他们无法把我们身上那些普通的、他们也有的官能与另一些令他们赞叹的、他们难以企及的本领联系起来。我们不也认为魔鬼必定长得奇形怪状吗？谁又不把帖木儿想成两眉倒竖，鼻孔圆张，面目狰狞，并且根据他的名字的声音想象他必定身材出奇高大呢？若是过去我能见到伊斯拉谟[7]，那么我很可能以为，他对妻子和仆人讲话也都用格言和警句。根据一个手艺人的穿着和他妻子的表现来想象这个手艺人的生活比较容易，而从一个高级法院院长令人敬畏的举止和才能来想象这个院长的生活却要难得多，因为这些人似乎不可能从高高的宝座上走下来过日常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