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第一章 论功利与诚实（第4/8页）

自然界的、四海皆通的司法，与另一种司法——专门的、国家的、服从于文明和统治需要的司法——是不同的，而且前者比后者高尚；“我们并不掌握法律和完美司法的真实面目，我们使用的是它的影子和图像[12]。”所以，先贤丹达米斯[13]在听了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第欧根尼的生平故事后认为，他们在其他方面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他们过分屈从于对法律的尊重，为了支持法律的权威，真正的道德被迫丢掉它原有的威力。好几桩不道德行为不仅得到他们的允许，而且是在他们的游说下才得以发生的。“有些罪行是经元老院决定批准和众议院法令通过的[14]。”我跟从大众的说法，把功利与诚实区分开来，某些本能的行为不仅有用而且必要，但大众把它称为不光彩、肮脏的行为。

让我们仍以背弃行为为例。两个觊觎继承特拉斯王位的人你争我斗起来。罗马大帝禁止他们诉诸武力。其中一个藉口要与对手达成友好协定，邀他来家会晤，并设宴款待，然后把他抓起来杀了。正义的呼声要求罗马当权者制裁这一滔天罪行，但通过普通途径很难办到；于是，不依靠战争，不冒危险便不能合理解决的事，罗马人设法用暗算的手段解决了。用诚实正派的办法做不到的事，他们做了，因为那是有用的。一个叫庞波尼乌斯·弗拉克乌斯的正巧精于此道。他甜言蜜语加上许诺保证，把那人引入圈套，然后，不是兑现许给他的荣名和恩惠，而是把他五花大绑解送罗马。一个叛徒出卖另一个叛徒时往往不用常规手段，因为这种人满腹疑虑，很难用他们的惯用伎俩让他们上钩。我们适才看到的令人心情沉重的故事就是明证。

谁愿意做庞波尼乌斯·弗拉克乌斯那样的人，尽管去做，可能愿意的人还相当多哩；至于我，我的诺言和信义，亦如其他，都是我整个人的组成部分；它们能发挥的最好作用，就是为公众服务，我把这一点视为前提。但是，倘若有人命我担负起法官和辩护律师的职责，我会回答说：“我对此一窍不通”；或者，假如有人命我担任工兵队长，我会说：“我的天职要我扮演比这更与我匹配的角色”；同样，谁若是想派我干撒谎和出卖别人的勾当，或要我为某件重要差事而违背自己的誓言，更不用说去谋杀或下毒，我会说：“假如我偷了谁，窃了谁，毋宁罚我去干苦役。”

一个诚实人有权像拉栖第梦[15]人在被安提帕特罗斯打败后即将签定条约时那样说：“你们可以命我们干任何繁重的，乃至有伤身体的活儿，但是，若要我们干可耻的、不光明正大的事，那是白费时间。”埃及历代国王都要求法官们郑重宣誓：决不偏离自己的良心，不管有什么人——哪怕是国王本人——的命令，我们每个人也应当对自己这样发誓。背信弃义是显然要招人唾骂，受人谴责的，让你干的人也会指控你，而且，那种事将成为你的心病，你的负担；政治事务愈是因你的"丰功伟绩”而大有进展，你的良心债就愈是沉重；你干得愈好，事情就愈糟。连命你干这勾当的人也会惩治你，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是偶尔发生的事，而且看上去还挺公正。背信弃义之举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原谅的，那就是，也仅仅是，当它被用来惩罚背弃行为的时候。

有相当多的背叛行为受到本该从这种行为中得益者的拒绝乃至惩罚。谁不知道法布利西乌斯对皮留斯的医生的制裁呢[16]？也有这样的事：某人命别人干不义之举，尔后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为他后悔给了那人过分的信任和权力，并厌恶如此死心塌地、如此奴颜卑膝的顺从。

俄罗斯大公爵雅罗佩尔克收买了一名匈牙利宫内侍从，要他叛卖波兰国王波列斯拉夫，将国王置于死地，或为俄国人提供重重伤害国王的机会。那个侍从官以高雅的姿态去了波兰王宫，一心效忠于国王，表现得出奇的热心殷勤，成了枢密院成员和国王的心腹之一。于是，他利用这些有利条件，选择了国王不在国内的机会，把波兰一个富裕的大城市维斯林查出卖给了俄国人，致使整座城被俄国人抢劫一空，烧毁殆尽，不仅居民不分男女老幼全部遭杀戮，而且被他有预谋地召集于该城的一大批贵族也死于非命。雅罗佩尔克痛快地报了仇，平息了心头之恨（他的仇恨不是无来由的：波列斯拉夫曾以同样的行为对他下过毒手），为从那个侍从官的叛卖中得到的胜利果实而心满意足，这时他突然意识到这种叛卖行为的赤裸裸的、十足的丑恶，便开始以清醒的目光，而不是被怒火烧得模糊了的目光看待它，对它造成的后果感到那么悔恨，那么于心不安，以致他命人挖了那叛徒的双眼，割了他的舌头和身上见不得人的部分。